朱松岭：“九二共识”抓机遇、成共识、促发展

　　中华文化的结晶

　　“九二共识”跟“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一样，都是先有史实，后有名称。史实是确实存在，有根有据；名称是后人总结，智慧概括。借用《金刚经》的句型：是“九二共识”，非“九二共识”，是名“九二共识”。非以中华文化不足以产生这样的共识，非以中华文化不能理解这样的共识，非以中华文化不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共识。正是这个“共识”奠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带来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九二共识”不同于一般用单一文件表述的共识，它是通过1992年1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一系列往来函件表述出来的。通过这些函件，达成共识，顺利搁置“一个中国”内涵的争议，推动两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它是1992年由两岸正式授权的民间团体达成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当时，虽然没有“九二共识”的称谓，但是确实解决了当时的实际问题，并使得1993年的汪辜会谈成为可能。2000年，台湾岛内政党轮替。为了让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解套，两岸有识之士都希望创造一个模糊性概念涵盖1992年的共识基础。台湾资深记者王铭义以会谈地点为考虑基点提出“香港共识”一词，苏起先生以会谈时间为考虑基点提出“九二共识”，大陆学者徐博东教授也提出类似的名词。“九二共识”一词后来被广泛使用来表述这段史实，成为一段千古绝唱。其实，这一段“九二共识”的历史，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述，就是1992年两岸两会关于“一个中国”问题的往来函件所达成的共识。用“九二共识”也罢，1992年往来函件形成的共识的基础也罢，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中华文化智慧的表现。

　　抓住机遇之窗的典范

　　1990年前后，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台湾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在形式上彻底结束。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所变化，美国在两岸关系上的策略随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也就是在这一年，李登辉主导在台湾进行了第一次“修宪”并以此为发端开始了台湾直接选举的制度设计。由于李登辉在岛内进行“民主化”与“本土化”改造，与国民党内以郝柏村为代表的“非主流派”矛盾日益加深，两派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上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92年3月，二人在“修宪”中“总统”选举问题上采取“直接选举”还是“委任投票”问题上发生严重对立，并最终导致了郝柏村“内阁”1993年2月总辞。郝柏村当时就认为，“总统”直选是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制度改革，有走向“台独”的危险。当时，李登辉拥护祖国统一的假面具还没有撕下，但可能会走向“台独”不归路；而坚定坚持“一个中国”的郝柏村尚有决定权，于是大陆方面有利有理有节地与台湾方面达成了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之后不久，郝柏村下台，李登辉终于露出了“台独”的真面目，在两岸关系上的观点离我们越来越远。回顾往事，不难发现，历史上的机会之窗从来都是白驹过隙一般，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往往可能促成历史发生转折，从而改变国家、民族发展的进程。

　　事务性问题延伸出的原则共识

　　机会之窗蕴含在具体的事务性问题商谈中。两岸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是政治对立。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事务性小问题中往往蕴涵着政治性大问题。“九二共识”就是在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的磋商中达成的。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一步深入，两岸事务性问题会越来越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牵涉到政治问题。因此，深入研究两岸事务性问题，或可形成两岸扩大政治基础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两岸事务性问题的逐渐推进必然使得两岸政治基础和政治共识进一步扩大，这些扩大无疑也是在渐进性地化解政治对立。在这一进程中随时可能有机会之窗出现。学习借鉴“九二共识”时期抓机遇、成共识、促发展的精神就尤为重要。（朱松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