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华青:武昌首义之首
一、武汉地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此后,清廷更加腐败,帝国主义侵华更加猖狂。目睹国难日益深重,湖北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在军队中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黄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后,派胡瑛来武昌联络张难先等人,相与在新军中散发《猛回头》、《黄帝魂》、《孙逸仙》等革命书籍,传播革命思想。1904年7月3日,由张难先、胡瑛、吕大森、曹亚伯等十二人发起,在武昌多宝寺街正式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就是辛亥革命运动在武汉地区成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该团体借科学研究为名,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活动。
二、武汉地区第一张革命报纸——《商务报》
1909年,原有罗某主办的汉口《商务报》开办半年多后行将停业。是年12月,革命党人宛思演变卖部分田产接收顶办《商务报》。宛任报社总经理,另有革命党人詹大悲任主笔,何海鸣任编辑,查光佛、梅宝矶等任撰述,刘复基任会计兼发行,该报即成为武汉地区第一家宣传革命的报纸。经营月余,该报又感经费困难,遂由詹大悲鬻产维持,群治学社亦以资金扶助,并将该报办成其机关报。《商务报》不仅抨击时政、宣传革命,而且报社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点,藉以秘密集会、储藏弹药枪械等。1910年4月,该报被清朝政府查封。它虽仅存四个月而终,但却被公认为当时武汉报界“革命之先锋”。
三、第一次提出以武汉为起义地点的革命者──杨时杰
1910年11月,部分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商议回国举义地点,大多数人主张在西南边省,唯有杨时杰力排众议,主张在武昌。他认为,以前几次在边陲起义,都是旋起旋灭;而武汉为九省通衢,有兵工厂、楚望台军械所可资军械,有新军和军校可充中坚力量,有官钱局、造币厂、商场可资军饷;腹心暴动,必然震动全国、推倒清廷。扬的意见,当时未被采纳。
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谭人凤赴汉,约以广州发难、武汉响应。孙武重申杨时杰的意见。武昌起义前,黄兴赠诗给武汉革命党人,诗曰“能争汉上为先锋,此复神州第一功”,也指出了武昌首义之必要。
四、第一次商定的起义日期──1911年10月6日
1911年9月23日,文学社、共进会负责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家中,商议两团体联合事宜,决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翌日,两团体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家中举行联席会议,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制订了起义计划。同日,南湖炮兵事发,打草惊蛇,情势危急,总指挥部临时商定10月6日起义(适值中秋节,故有“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以武胜关外塘角辎重营举火为号,白布绾臂为标志。不料,风声外露,湖广总督瑞徴加强防备;加之原拟湖北、湖南同时发动,而湖南筹备不及;原定黄兴来鄂主持,而黄兴尚未赶到,因此,起义日期被迫延迟。
五、突发第一枪的起义者──程正瀛
1911年10月9日,因孙武配制炸药失事,瑞徴破获武昌起义总机关,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疯狂搜捕革命党人,原定起事未遂。10月10日工程第八营中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与几位同志商定当夜首先发难。晚7时许,值日排长陶启胜巡查二排楼上住房,发现金兆龙、程正瀛双手抱枪和衣而睡。陶顿生疑心,呵斥金:你敢造反?金针锋相对:老了就造反,你又如何?陶恼羞成怒,命护兵捕金。金即上前与陶相打,同时大喊:我等今不动手,还等何时?众人围来。程正瀛先以枪托击陶头部,陶释金后欲逃,程继射一枪,陶应声倒下。熊秉坤随即赶到现场,宣布起义。1918年熊撰《武昌起义谈》,明确指出,程射倒陶这一枪,“即首义第一声也”
六、第一个“中华民国”的文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
1911年10月10日一夜激战,次日早晨武昌全城光复。因起义前革命党主要领导人或惨遭捕杀,或被迫出走,此刻重新推选军政首领至关重要。张振武、李作栋等革命党人决定以代表民意机关的谘议局为会商地点,并邀原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等讨论组设军政府问题。10月11日上午讨论决定由黎元洪出任都督,下午强迫黎出场承认就职。黎虽未点头,而军政府已宣告成立,布告必有人署名。当时革命党人李翊东挺身而出,在东京同盟会预先拟好的原件上代书一“黎”,于是,“中华民国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很快贴遍武昌,此为冠有“中华民国”之名第一次发布的政府文告。
七、第一部资产阶级约法──《鄂州约法》
武昌首义后近一个月,湘、陕、晋、滇、浙、桂等省纷纷响应。11月9日,黎元洪一面以大都督名义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莅鄂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一面委托宋教仁、张知本等,按“中华民国约法”规模拟具《鄂州约法》。其内容共分为总纲,人民、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补则等七章,共六十条。作为武昌起义和整个辛亥革命高潮的产物,《鄂州约法》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精神,首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基本上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法的性质,为后来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作为铺垫。
八、第一次废除封建社会沿用两千年的皇帝年号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组织的谋略处议决从此废除沿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皇帝年号,把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四六0九年,仍然沿用阴历。此意在于激动大多数汉族人民之感情,实有种族之见,因此不久又有更易。12月29日,“光复”后的17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既建,汉、满、蒙、回、藏五族已合为一大共和国,种族之迹不宜残留。加之各国皆用公历,中国独用阴历,于国际交往不便,适大总统就职的阴历11月13日,正当公历之元月1日,遂以是日为民国建元之始,改易正朔,转用公历,称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从此,公历即在我国日渐通行。
九、第一面“十八星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举胜利,作为革命军标志,一面十八星大旗首先飘扬于黄鹤楼上。10月11日晚,武昌革命党人组织的谋略处,在都督府议决四点,其中之一即明确规定十八星旗为革命军旗。十八星旗,正中为一黑圆,余皆赤色,黑圆外向有九角,每角顶端及两角之间,皆缀有黄色小圆点,共十八个。旗面赤喻血,旗中黑喻铁,十八星喻当时全国关内行政区划的十八省。合而言之,“以赤血、黑铁光复十八省”之志跃然旗上,故亦谓之铁血旗。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在确定以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同时,将十八星旗定为陆军旗。为区别原意,遂将其增加为十九星。自此即直接名为星旗。
十、孙中山首称“革命党”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先后在澳门、广州开局行医。外祸内患,耳濡目染,切肤之痛使孙中山从医人想到“医国”,遂立志改革中国政治。1894年孙中山撰文近万言,上书李鸿章。李的毫不理睬使孙中山大失所望,在忧怨之中开始意识到上书请愿不行,唯有暴力方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又经精心筹划,准备1895年10月26日(阴历9月9日重阳节)举行广州暴动。不料事机外泄,起义未遂,孙中山密友陆皓东等人反遭捕杀。孙中山临危不惧,沉着地疏散了同志,销毁了文件,才偕郑士良、陈少白东渡日本。1895年11月12日,孙中山一行抵达神户,上岸买了一张日文报纸,打开看,新闻标题赫然醒目:“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当时国内外反清斗争虽多,但无一曾被称呼“革命”。孙中山见此报后颇为感触,且饶有兴味地对郑、陈二人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孙中山便向清廷明确打出了“革命党”大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枪――广州起义虽未打响,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毕竟秣马厉兵,初见锋芒,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亦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赫然出现,光彩照人。 (罗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