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震生：二十年目睹“台湾高教”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晚清吴趼人的章回小说，它和《官场现形记》都是十九世纪末期对当代政治和社会的讽刺及针砭之作。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震生21日在《联合报》撰文说，他在90年代回台工作，从当年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旁观者，转成台湾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二十年间目睹了许多怪异现状，虽然教育并非个人的专业，但亲身的经历让他至少有发言的权利。
文章说，如果有人问台湾高等教育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少子化造成学生人数逐年递减，许多大学面临学生不足、可能关门的危机。台湾“内政部”和“经建会”难道没有台湾人口出生率的趋势统计？当然不是，但台当局却为了讨好地方的利益团体及缺乏对抗来自部分民意代表的压力，造成高等学府快速成长，不仅升学率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招生不足的情况，让许多学生并没有意愿、又没有兴趣、有些甚至缺乏应有的能力或训练，但却有足够的机会就读大学。
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少学生受制于环境，又承担来自父母的期待，尽管家中经济情况不允许，还是借了助学贷款或是打工来支应昂贵的学费。不过，由于台湾的大学文凭早已不具过去的价值，结果尽管混到毕业（私校不太愿意严格把关，将衣食父母送出门），却没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或是能够有效还清贷款的待遇。
文章指出，台湾私校学生中，来自弱势家庭的比例不少，却需担付较为高昂的学费，而“公立”大学的学生则大多来自中上阶级。这些学生的家长，让他们在中小学生时就参加了各样的才艺班，或是海外的短期留学，在甄试或申请时占尽优势，也顺利进入了学费低廉的“公立”大学。过去，台湾的教育虽然不见得是在立足点一定平等，但在公平的联考下，弱势孩子至少还有一搏的机会，如今他们所面临的不利状况益加严峻。如果我们将台湾顶尖的“公立”大学改成私立大学，而私立大学改为“公立”大学，前者照样可以招到学生，后者则更能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文章说，美国的许多顶尖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学生愿意以超过州立大学三倍的价钱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台湾教育部门一方面限制公私立大学的学费涨幅，造成许多学校为弥补财政不足而广设在职进修班，一方面又要求学校重视研究、追求卓越。不在顶尖大学内的学校等于被判了重刑，结果大学学术行政主管忙着要求教授们申请各样的研究计划、与国外签订了无法有效执行的交流计划、约聘行政人员忙着准备永无止尽的评鉴资料、系所举办了为数过多但参与不足的研讨会及座谈会，学生们抱怨老师关心的是论文的篇数、个人的升等及研究奖励，而忽略了教学及对学生的生命关怀。
增设在职进修的硕士班后，许多顶尖大学必须依教育部门规定要求学生撰写硕士论文，但在教授人数不足、需要指导论文的数目太多、并且还要忙其他研究、教学和学术行政，很难兼顾论文的品质，结果是论文不仅品质不佳，许多甚至连基本格式都不符合，但却在没有严格把关的情况下，一一获得学位。（个人过去三年仅有一位学生的论文是我在口试后当场签字通过的，其余都要确认完成修正才放行）。
文章最后说，如果学习仅是为了取得学位，而非对学位背后的学术内涵及专业知识有所追求或尊重，而教授们也不愿捍卫学术专业，让文凭仅是一张缺乏说服力的文件时，台湾教育部门仅需检视这些硕士论文就可判定那些被评鉴为顶尖大学的明星学府，是否真的是在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