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企业参与灾后重建比慈善捐款更重要
台湾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执行长曾昭明今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说，“八八水灾”可能是台湾第一场被认为与全球气候变迁有关的环境灾难；这个具有时代分水岭意味的事件，不仅考验着台当局与非营利组织部门应变全球变迁环境灾难的能力，也正测试着台湾企业在社会责任担当上的实际表现。
文章摘录如下，
从8日开始迄今约11日，在洪患后的紧急救灾过程里，我们不仅看到许多企业纷纷展开慈善捐赠计划，也同时看到了社会大众对企业公民行为的高度期待与监督。从网络上网友制作的企业“四川震灾”与“八八水灾”捐赠的比较表，到媒体持续的企业捐赠报道，构成一个高张力且信息快速流转的社会监督网络。
但是对于这个自发形成的社会监督网络的作用，人们却有着高度分歧的意见。有人赞许这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好做法；有人则以为在企业公益预算有限的情形下，社会监督网络的运作迫使企业做出“不乐之捐”。而今年又恰逢全球金融风暴余波荡漾，企业获利警讯不断，以监督企业捐赠为名的公民行动实际上会造成企业公益预算的“排挤效应”。对许多以社会福利服务为主的中小型非营利组织而言，无疑使境况雪上加霜。
如何解决这些社福团体的预算缺口，是需要台当局与民间部门共同正视的课题。但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关于企业公益捐赠的辩论，也许本身对于这个社会如何形成对企业责任的社会共识与期待，却可能有着潜在的误导作用。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慈善捐款多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吗？事实上，若干岛内环境公民组织即指出，有些存在重大环境争议的企业踊跃捐款的情景，已经使人难免质疑是为着漂白企业形象，是替未来的环境负面冲击预先买下社会许可的公关操作。动机论的提出与否定，不是一时可以厘清，但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要能认识到：企业在单一社会急难事件上的慈善捐赠，当然是评量企业公民担当的一个有效指标，但却不是衡量一个公司的企业责任表现的唯一指标。
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公民监督，如果变成是鼓励捐款比赛或胁迫企业捐款，一个可能的负作用之一，就是使得企业与社会大众认为捐款之后就算是企业尽了社会责任，而忘记了，更重要的是企业在捐款之后，在捐款之外，在本身的企业活动中还做了甚么？以联合国机构与欧盟来说，近来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企业把对社会、生态的关怀整合入企业经营决策与日常营运活动中”。从这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整合性定义来说，企业对外的慈善捐款是协助社会进行灾难救助的必要手段，但却不是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或最本质的表现。
我们把这个观点转换到台湾的脉络，针对这次洪患所呈现的台湾环境危机，在衡量企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表现时，我们这个社会最应重视的，也许该是企业是否能减少自身的生态足迹，并协助地方小区和台湾整体社会减少生态足迹，让生态过度负荷下的人间悲剧不再重演。
依据迈肯锡季刊2008年就企业公益慈善而对全球企业高阶经理人所做的调查，显示高达84％的企业高阶经理相信，相对于5年前，如今社会期待着企业能在环境和社会议题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其中有近四分之三的高阶经理表示，企业公益慈善乃是满足社会期待的最有效方式。我们相信，这可能也是台湾企业高阶经理人的共识，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气候变迁时代里的企业公益慈善？
毕竟，从灾区重建到水土复育，台湾还有漫漫长路要走，企业部门后续是否能凭借本身的资源和专长，在保护台湾的生态资源上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灾区的小区重建、生态复育上做出更好的贡献？这才是台当局与公民社会该一致关注的焦点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