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虎:论两岸关系
2003-09-10 1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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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问题专家李义虎教授在桂林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颇有见地。)
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很难塑造理性预期的关系。例如,大陆方面呼吁举行两岸间的政治谈判已经有二十多年,两岸有识之士亦多寄希望以此来解决双方的问题,但是何时举行又以何种方式举行,仍在未定之天;又例如,两岸三通多年来已经成为双方之间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台湾岛内工商界亦多次急切呼吁,而且在大陆与台湾相继加入WTO之后三通问题的解决呼之欲出,但是人们仍然难以有效预期何时可以最后实现或取得突破。实际上,除了两岸政治谈判和三通这样的问题之外,最能说明两岸关系很难塑造理性预期的例子是战与和的问题。近年来,两岸间的政治危机不断,战与和的问题随之而变得越来越突出,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提出了「时间表」的问题。但是对于战与和的前景,谁又能讲得清楚。
塑造理性预期的困难,导致了两岸间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和沟通方式的匮乏,连起码的政策交流都难以进行。因此,在两岸的政界和新闻界一直有一个特殊的词汇,叫「解读」。在对方进行政策宣示或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后,另一方总是要「解读」一番,也就是要在隔岸对峙而又很难进行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只能以单方面的预测来解释对方政策背后所可能包含的真实含义。这也就造成了两岸关系中的一个特殊表现,即隔岸「解读」阻隔双方越过海峡进行直接的接触。
塑造理性预期的困难,意味两岸关系没有太多有效的游戏规则。因此,两岸间的游戏所依据的常常是单方面的设定。这与人们常见的例子不太相同。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尽管存在十分尖锐的矛盾,但无论是战争还是和谈,都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换言之,战争和和谈都是塑造理性预期的强有力手段。两岸关系出现了某种奇怪的悖论:即一方面,两岸关系在政治方面处于僵局状态,但经贸关系却还能照样发展,甚至还可以有大的发展(例如,截止二○○二年底,两岸经贸总额已经达到二千二百多亿美元,大陆已经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这种现象超出了一般的常规逻辑,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规逻辑,政治关系如果不好,肯定会影响到经贸关系,至少会阻滞经贸关系的发展。但是,两岸在政治关系不断发生危机、甚至战与和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反过来看就更加奇怪。因为尽管两岸经贸关系十分好,并且前景也更加看好,但是它并不见得就能直接带动双方的政治关系的进展,不见得有助于打破两岸的政治僵局,也不见得使经贸关系的密切发展产生引向政治谈判的逻辑,甚至很难塑造先经济后政治的理性预期。因此,这种现象也超出了一般的常规逻辑。从这中间的矛盾现象,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两岸关系是一种没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的关系,也是一种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关系。其结果是,意外事件和戏剧性的因素常常成为造成两岸关系动荡的诱因。
两岸关系中缺乏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也缺乏固定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双方之间无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一九九二年大陆海协和台湾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一九九三年「汪辜会谈」达成四项协议,应该说是两岸关系制度化安排的良性激活,当时这些成果曾经分别被两岸领导人称为「历史性的一步」或「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里程碑」。但是,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访美事件引起台海局势危机后,两岸关系再也无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不仅如此,两岸之间仅有的某些制度化安排也被破坏(例如「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难以塑造出有效和稳定的理性预期,其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讲话之随便,台湾当局的政策信息之混乱,政策的变动之频繁,在多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中似乎是极其罕见的,在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举止方面似乎也难再找到其翻版。例如,李登辉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过,「台湾经济的发展以大陆为腹地」,但其后不久即拋出「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并推广到整个大陆政策的领域,完全推翻了原来的说法。又例如,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自其上台以来已经三度改变其大陆政策,每次都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二○○○年五月「就职演说」中,陈水扁信誓旦旦地保证「四不一没有」,而在二○○二年八月初却公开拋出「一边一国论」,将其「四不一没有」的诺言拋诸脑后,而在二○○三年初陈水扁却又改口说仍然奉行「新中间路线」。尤其是,在前一段非典肆虐的时刻,陈水扁借机将公共卫生问题泛政治化,借机使两岸政策再次发生倒退,在两岸政策上又发出了「非典型性」的言论。对于今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如何变化,人们甚难预料。但人们对陈水扁和台湾当局在政策方面的多变特征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们不得不常常用「机会主义」或「麻烦制造者」这样的贬义词来加以形容。
从两岸双方对塑造理性预期的态度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两岸关系中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主要责任在于台湾方面,换言之,台湾当局对塑造理性预期的消极、排拒态度是在两岸关系中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最主要原因。表面看来,两岸关系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直接原因是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多变和个性的怪异,或者说是缺乏政治家的应有风度。但更深层的和更根本的原因是台湾当局对于塑造理性预期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台湾当局不敢、也不愿看到两岸关系存在理性预期的局面,因为塑造出了理性预期对它不利,理性预期、游戏规则和制度化安排都可能对它的行为实行有效的约束和某种程度的控制。相反,理性预期塑造的难产却可能使它有空子可钻,可以利用此来混水摸鱼,在两岸关系的「理性预期的空白」中推销其「渐进式台独」的政策理念和进行「以小搏大」的博弈。虽然台湾当局深谙此道,认为可以通过这种过招捞取好处和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台湾方面对理性预期的排斥态度,加上其领导人讲话的过分随便,也容易被大陆方面理解为存心破坏两岸关系,或被国际间认为是「麻烦制造者」,因而也可能付出很大的额外代价。台湾内部固然有政权轮替、竞选需要和政党政治复杂性等特殊的因素,也就是说台湾内部的情况较之大陆方面更为复杂和敏感,但台湾当局的政策确实带有很大的动荡性、多变性和诡谲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台湾方面是塑造两岸关系理性预期的主要阻滞者和破坏者。
在目前的两岸关系中,很难塑造理性预期也在于塑造这种理性预期的手段难于使用,这些手段包括政治谈判或对话、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如领导人所发表的政策讲话或官方的文件)以及经济领域关系的进展所可能产生的「外溢」作用等等。但是,这些手段在目前两岸政治僵局的情况下都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例如,两岸政治谈判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大陆方面多次发出有诚意的呼吁,但台湾当局一直不予以正面的和有诚意的响应;即使大陆方面在政治谈判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立场,也难于得到台湾方面的有效响应。
一般而言,成熟和正常的关系应该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以此才能衡量双方关系的好坏。可是,两岸关系既算不上是好的关系,因为好的关系肯定存在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但又算不上是最坏的关系,因为最坏的关系也可以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两岸关系总的来讲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因此,在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中如何塑造出理性预期,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所谓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是人们利用目前所可能利用的信息,对未来作出合乎理性和未来客观事实的无偏预期,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对利益得失和代价多少进行合理的盘算,从而避免在行为中发生系统的错误。它既包括对对方行为和自己所处环境的判断,又包括对相互间关系所可能产生的效果的估量。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塑造和凝聚理性预期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益处:第一,使两岸关系转入理性选择模式,减少非理性和盲目的作为,从而使两岸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的状态。第二,使双方的信息传递渠道畅通和稳定,逐步改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便于相互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不再因对个别言论或措词的不理解而导致关系的危机。第三,减少两岸关系和交往的交易成本,不再因磨合、摩擦和危机而付出额外的成本。第四,利于形成两岸之间的制度化安排,使两岸关系变成一种有固定的游戏规则的关系,防止和减少意外事件发生的频率及其它们对两岸关系的干扰,并且即使在双方出现问题时,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第五,使两岸关系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也可以使这种关系保持持续博弈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特点,以增加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减少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相互猜疑和不正当期望。第六,使双方都可以充分使用足以塑造和凝聚理性预期的多种手段,使它们被纳入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内容之中,而不是长期被排除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内容之外。第七,使双方增加对积极发展两岸关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只有在达到以上几种事实上的效果时,才可以促使打破目前的两岸政治僵局,使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政治关系的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两岸关系变成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不是非正常的关系。因此,毋宁说,塑造和凝聚两岸之间的有效的、稳定的理性预期是摆在双方当事者面前的首要课题,是营造两岸关系积极和建设性发展的关键。
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很难塑造理性预期的关系。例如,大陆方面呼吁举行两岸间的政治谈判已经有二十多年,两岸有识之士亦多寄希望以此来解决双方的问题,但是何时举行又以何种方式举行,仍在未定之天;又例如,两岸三通多年来已经成为双方之间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台湾岛内工商界亦多次急切呼吁,而且在大陆与台湾相继加入WTO之后三通问题的解决呼之欲出,但是人们仍然难以有效预期何时可以最后实现或取得突破。实际上,除了两岸政治谈判和三通这样的问题之外,最能说明两岸关系很难塑造理性预期的例子是战与和的问题。近年来,两岸间的政治危机不断,战与和的问题随之而变得越来越突出,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提出了「时间表」的问题。但是对于战与和的前景,谁又能讲得清楚。
塑造理性预期的困难,导致了两岸间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和沟通方式的匮乏,连起码的政策交流都难以进行。因此,在两岸的政界和新闻界一直有一个特殊的词汇,叫「解读」。在对方进行政策宣示或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后,另一方总是要「解读」一番,也就是要在隔岸对峙而又很难进行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只能以单方面的预测来解释对方政策背后所可能包含的真实含义。这也就造成了两岸关系中的一个特殊表现,即隔岸「解读」阻隔双方越过海峡进行直接的接触。
塑造理性预期的困难,意味两岸关系没有太多有效的游戏规则。因此,两岸间的游戏所依据的常常是单方面的设定。这与人们常见的例子不太相同。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尽管存在十分尖锐的矛盾,但无论是战争还是和谈,都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换言之,战争和和谈都是塑造理性预期的强有力手段。两岸关系出现了某种奇怪的悖论:即一方面,两岸关系在政治方面处于僵局状态,但经贸关系却还能照样发展,甚至还可以有大的发展(例如,截止二○○二年底,两岸经贸总额已经达到二千二百多亿美元,大陆已经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这种现象超出了一般的常规逻辑,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规逻辑,政治关系如果不好,肯定会影响到经贸关系,至少会阻滞经贸关系的发展。但是,两岸在政治关系不断发生危机、甚至战与和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反过来看就更加奇怪。因为尽管两岸经贸关系十分好,并且前景也更加看好,但是它并不见得就能直接带动双方的政治关系的进展,不见得有助于打破两岸的政治僵局,也不见得使经贸关系的密切发展产生引向政治谈判的逻辑,甚至很难塑造先经济后政治的理性预期。因此,这种现象也超出了一般的常规逻辑。从这中间的矛盾现象,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两岸关系是一种没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的关系,也是一种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关系。其结果是,意外事件和戏剧性的因素常常成为造成两岸关系动荡的诱因。
两岸关系中缺乏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也缺乏固定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双方之间无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一九九二年大陆海协和台湾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一九九三年「汪辜会谈」达成四项协议,应该说是两岸关系制度化安排的良性激活,当时这些成果曾经分别被两岸领导人称为「历史性的一步」或「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里程碑」。但是,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访美事件引起台海局势危机后,两岸关系再也无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不仅如此,两岸之间仅有的某些制度化安排也被破坏(例如「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难以塑造出有效和稳定的理性预期,其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讲话之随便,台湾当局的政策信息之混乱,政策的变动之频繁,在多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中似乎是极其罕见的,在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举止方面似乎也难再找到其翻版。例如,李登辉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过,「台湾经济的发展以大陆为腹地」,但其后不久即拋出「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并推广到整个大陆政策的领域,完全推翻了原来的说法。又例如,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自其上台以来已经三度改变其大陆政策,每次都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二○○○年五月「就职演说」中,陈水扁信誓旦旦地保证「四不一没有」,而在二○○二年八月初却公开拋出「一边一国论」,将其「四不一没有」的诺言拋诸脑后,而在二○○三年初陈水扁却又改口说仍然奉行「新中间路线」。尤其是,在前一段非典肆虐的时刻,陈水扁借机将公共卫生问题泛政治化,借机使两岸政策再次发生倒退,在两岸政策上又发出了「非典型性」的言论。对于今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如何变化,人们甚难预料。但人们对陈水扁和台湾当局在政策方面的多变特征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们不得不常常用「机会主义」或「麻烦制造者」这样的贬义词来加以形容。
从两岸双方对塑造理性预期的态度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两岸关系中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主要责任在于台湾方面,换言之,台湾当局对塑造理性预期的消极、排拒态度是在两岸关系中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最主要原因。表面看来,两岸关系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直接原因是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多变和个性的怪异,或者说是缺乏政治家的应有风度。但更深层的和更根本的原因是台湾当局对于塑造理性预期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台湾当局不敢、也不愿看到两岸关系存在理性预期的局面,因为塑造出了理性预期对它不利,理性预期、游戏规则和制度化安排都可能对它的行为实行有效的约束和某种程度的控制。相反,理性预期塑造的难产却可能使它有空子可钻,可以利用此来混水摸鱼,在两岸关系的「理性预期的空白」中推销其「渐进式台独」的政策理念和进行「以小搏大」的博弈。虽然台湾当局深谙此道,认为可以通过这种过招捞取好处和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台湾方面对理性预期的排斥态度,加上其领导人讲话的过分随便,也容易被大陆方面理解为存心破坏两岸关系,或被国际间认为是「麻烦制造者」,因而也可能付出很大的额外代价。台湾内部固然有政权轮替、竞选需要和政党政治复杂性等特殊的因素,也就是说台湾内部的情况较之大陆方面更为复杂和敏感,但台湾当局的政策确实带有很大的动荡性、多变性和诡谲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台湾方面是塑造两岸关系理性预期的主要阻滞者和破坏者。
在目前的两岸关系中,很难塑造理性预期也在于塑造这种理性预期的手段难于使用,这些手段包括政治谈判或对话、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如领导人所发表的政策讲话或官方的文件)以及经济领域关系的进展所可能产生的「外溢」作用等等。但是,这些手段在目前两岸政治僵局的情况下都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例如,两岸政治谈判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大陆方面多次发出有诚意的呼吁,但台湾当局一直不予以正面的和有诚意的响应;即使大陆方面在政治谈判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立场,也难于得到台湾方面的有效响应。
一般而言,成熟和正常的关系应该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以此才能衡量双方关系的好坏。可是,两岸关系既算不上是好的关系,因为好的关系肯定存在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但又算不上是最坏的关系,因为最坏的关系也可以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两岸关系总的来讲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因此,在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中如何塑造出理性预期,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所谓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是人们利用目前所可能利用的信息,对未来作出合乎理性和未来客观事实的无偏预期,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对利益得失和代价多少进行合理的盘算,从而避免在行为中发生系统的错误。它既包括对对方行为和自己所处环境的判断,又包括对相互间关系所可能产生的效果的估量。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塑造和凝聚理性预期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益处:第一,使两岸关系转入理性选择模式,减少非理性和盲目的作为,从而使两岸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的状态。第二,使双方的信息传递渠道畅通和稳定,逐步改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便于相互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不再因对个别言论或措词的不理解而导致关系的危机。第三,减少两岸关系和交往的交易成本,不再因磨合、摩擦和危机而付出额外的成本。第四,利于形成两岸之间的制度化安排,使两岸关系变成一种有固定的游戏规则的关系,防止和减少意外事件发生的频率及其它们对两岸关系的干扰,并且即使在双方出现问题时,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第五,使两岸关系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也可以使这种关系保持持续博弈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特点,以增加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减少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相互猜疑和不正当期望。第六,使双方都可以充分使用足以塑造和凝聚理性预期的多种手段,使它们被纳入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内容之中,而不是长期被排除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内容之外。第七,使双方增加对积极发展两岸关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只有在达到以上几种事实上的效果时,才可以促使打破目前的两岸政治僵局,使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政治关系的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两岸关系变成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不是非正常的关系。因此,毋宁说,塑造和凝聚两岸之间的有效的、稳定的理性预期是摆在双方当事者面前的首要课题,是营造两岸关系积极和建设性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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