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远：汪老走了 哲人萎矣
汪老走了，而祖国还在发展，事业还在继续。我在深切怀念汪老的同时，也为汪老感到欣慰！
12月24日，星期六。中午朋友来电话告诉我，汪老已在早上走了。放下电话，悲痛和惆怅一起袭上心来。其实，几个月来，尤其是最近一个月来，就不断有消息说汪老的情况很不好。但得知汪老真的走了，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我是1988年夏天认识汪老的。1989年夏天以后，特殊的际遇使汪老受到很高的尊崇。但在我心目中，汪老一直是一位宽厚的长者、睿智的智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老就留下的，并且在以后的接触中不断加深的深刻印象。
关注中国改革 纵论世界大势
1988年夏天，我的老领导宦老（宦乡）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长海医院）做肝部手术，我陪同照料。当时，汪老已从上海市领导岗位退下，经常到医院和住处（兴国宾馆）看望宦老，我因此得以认识。由于琐事繁忙，而且须往返京沪之间，所以我与汪老的接触并不很多，但不多几次的接触却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我早就知道宦、汪二老是很亲密的朋友，但亲见汪老的风采，则是从这时开始。
每次汪老来访，二老总是略做寒暄即开始热烈的议论。当然没有固定的议题，但议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世界大势。二老议论风生，时而抚掌大笑，时而互有争辩，但最多的却是共同的切磋、分析。我陪坐一旁，亲耳聆听两位长者、智者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最高水准的宏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有时还情不自禁不揣冒昧也发上几句议论，二老从不以为迩。至今认为，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最难得的机遇之一。
宦、汪二老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发。到1988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就在前一、二年已发生若干重大事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如何、怎样才能坚持和更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引起了许多人关注和思考，也是二老每次议论的主题。二老的经历不同，因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基本的结论却完全一致。二老都坚定认为，中国不改革开放不行，尤其是不改革决无前途，必须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二老同时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重要时刻，既要坚持，更要认真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诸多问题，只有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才能坚持改革开放。
由于1949年以来，汪老一直在经济部门和省、市担任领导工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有更深、更实际的认识，因此在议论中经常有鞭辟入里的精彩看法。有不少我至今还有深刻印象，如改革开放一定要让老百姓都得到明显的实惠、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要严肃处理腐败问题，以及须充分重视上海的发展及其作用，等等。显然，汪老不仅是个智者，也是个实干家。对此，宦老也狻为欣赏。
宦、汪二老议论的另一个主题是世界大势。当时，很多迹象都显示，世界正在酝酿剧变。毫无疑问，世界的剧变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世界是否不会发生剧变、如何剧变，剧变后将出现什么样的世界，以及世界剧变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等，受到二老的高度关注，有许多透彻分析和精辟看法。1987年7月，宦老就曾在一次报告中对世界正在酝酿的剧变发表了系统、深刻的看法，提出了着名的“四句话”，即“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四句话”一经提出，即有人非议，实际上到1989年下半年更被有的人斥为“趋同论”的“代表作”，准备对之批判。二老几次讨论这四句话，宦老对之坚持自不待言，汪老也大表肯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几次表示，他最欣赏的是一头一尾的两句，即“一个世界”和“竞争共处”，认为这是宦老最精彩的观点，应该进一步深入阐述并大加宣传。宦老深以为然，但却未能实现，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当时和以后我都曾经思考，宦、汪二老可算是同时代的人（宦老年长汪老六岁），同是上海交大毕业，但个人经历很不相同，宦老是“书生从政”，基本定位是学者而不是“为官”；汪老则是一生为官，而且是高官，二人能如此投缘，表明有一些重要的相同之处。我感到，宦、汪二老不仅都博古通今、学贯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开阔的眼界和思路，特别是都对振兴中国有终身不渝的强烈责任感。
情系海峡两岸 期盼和平统一
1993年4月中旬，我在上海参加一项活动。当时正是第一次“汪辜会晤”前夕，这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天，上海的朋友找我，说汪老听说我在上海，想约我聊聊，我当然很高兴。我从1988年夏天开始研究台湾问题，这是宦老的嘱咐。当时，宦、汪二老见面时，也经常谈及台湾问题。有一次，宦老告诉汪老，他已经决定担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的会长（首任）。宦老说：“以我现在的状况（指肝部手术后），我已决定什么职务都不担任，但这个会长我还是接受了。”汪老对宦老的决定，非常赞成。现在，汪老担任了海协会会长，直接担负起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交流的重任，我当然很想直接了解他对海峡两岸关系、台湾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即将举行的第一次“汪辜会晤”的想法。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次日下午3时半，我如约准时进入汪老办公室。将近五年没有见过汪老了，汪老还是那样精神矍铄。一见面，汪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五年没有见面了！”我又惊讶又激动，惊讶汪老记忆如此清晰，感动汪老还记得我这个后辈。汪老说：“下星期就要去新加坡和辜振甫见面，请你来谈谈有关的情况”。我向汪老详细汇报了自己五年来研究台湾问题的认识和体会，陪我去的几位同志也应汪老的要求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汇报过程中，汪老多次提问或发表简短的评论。我清楚地感觉到，汪老固然十分重视即将举办的第一次“汪辜会晤”的各方面准备工作，但汪老更重视对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关系的总体把握，他是把“汪辜会晤”置于这个大背景上来推进和完成。应我们的请求，汪老详细地谈了他对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关系和第一次“汪辜会晤”的看法，完全验证了我的感觉。原来通知说大约谈一个小时左右，但我们离开汪老办公室时已经过了七点半。尽管原订的晚上的活动安排都取消了，可是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确实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和汪老的这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对实现祖国统一和对台湾同胞的炽热感情。可以说，汪老不只是从完成工作任务的角度来推动和实现“汪辜会晤”，来看待和做好海协会的工作，而是满怀强烈的感情来做这一切。汪老几次说到，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投身抗日战争，就是为了中国的富强、统一，显然他是把现在的工作视为他青年时代和毕生的理想的一部分。我清晰地感觉到，每当说到这些时，这位神定气闲的长者都流露出一丝内心深处的激动。汪老对辜振甫先生的瞭解、尊重和关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的炽热感情。当有人提到辜老的一段历史时，汪老斩钉截铁地说，“当时的情况复杂得很，不要轻易给辜先生下结论！再说了，辜先生现在愿意为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而努力，我们就要信任他、欢迎他！”汪老还说，“辜先生很喜欢京剧，我也喜欢京剧，这次我准备了一套京剧唱片做礼物送给辜先生。”汪老的这种炽热的感情打动了我，也感染了我。我深深体会到，汪老其实正是把他曾题写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体现了推动祖国统一的事业中、海协会的工作中和推动与实现“汪辜会晤”中。
在和汪老的这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实现和平统一的强烈期待。汪老在插话和谈话中多次说到，“国共两党打了几十年，不要再打了；坐下来谈嘛，都是中国人有什么谈不拢呢？”“和平统一好，武力解决结下仇，几十年恐怕都难解呀！”“不要急嘛，谈通了才能统一。”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第一次“汪辜会晤”即将举行，并不存在后来出现的那种对“和平统一”前景的强烈怀疑，显然这反映了汪老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与统一后中国的繁荣、稳定的关系的深入思考。正是由于已经形成深刻的认识，在以后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中国统一的进程发生重大曲折时，汪老始终保持着冷静并充满信心。
立足非敌非友 把握亦敌亦友
1995年9月上旬，我得到通知，说汪老来北京，准备开个小会，找几个人对中美关系议一下。开会那天，由于路上发生了严重车祸，道路几乎堵死，我赶到会场已经晚了近一小时。当我很不安地进入会场时，汪老对我微微一笑，示意让我赶紧入座，会议继续进行。当时冷战结束三年多，第一届克林顿政府任期刚过半，美国及我们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夸论十分热烈。如何对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定性，在此基础上把握中美关系的前景，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汪老来北京召开这个小会，表现了他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关心和重视。会议的出席者不到十位，但讨论、争论十分热烈。可以说，以后十年中关于中美关系的争论在此已见端倪。汪老强调，他是来听大家的意见，所以他没有做全面、系统的讲话。但从汪老的多次插话和提问中，还是可以知道他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性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
通过插话和提问，汪老对一位美国的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关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关系的观点，表现了很明显的兴趣。针对有人认为冷战后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甚至主要敌人的观点，汪老一再提问，“这么说，有确定的根据吗？”“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主要敌人的理由是什么？”“中美之间会出现美苏对抗那样的全面、严重对抗吗？”汪老明显地认为，即使冷战后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增加，但中美之间不会出现当年美苏之间那样的全面、严重对抗，不仅因为这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而且更因为中国没有、也不应该把美国视为自己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同样，美国其实也没有把中国视为自己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汪老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这是美国的特点，甚至是优点，尽管美国确实有人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主要敌人，但美国政府十分务实，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很强调所谓的美国价值观念，可是他们更重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他们知道中国不仅不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且中美合作有利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汪老还说，“当然，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以后也不会是。”可以说，汪老认为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定性为“非敌非友”关系是可取的。
通过汪老的插话和提问，我感到他重视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性，目的在于在这一定性的基础上把握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汪老几次说，“说中美关系‘非敌非友’的关系是对的，但还不够，还应该加上一句，中美关系还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就全面了、完整了。”汪老还说，“‘非敌非友’就是指中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合作。”“‘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是一种‘四不像’的关系，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就是这么复杂的关系！”很明显，“亦敌亦友”正是汪老对于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的把握。我理解，汪老用“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来概括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就是要突出其复杂性，就是要强调我们不仅要重视中美间的矛盾、更要重视中美间的合作。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重视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难，而重视中美间的合作都不是经常可以做到的！
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一再证明了汪老当年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概括是正确的。十年中，我不知多少次讲述中美关系，每次我都要将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每次我要说“这是汪老在1995年提出的，”每次我都强调，“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正确的！”
1995年以后，我没有机会与汪老象以前那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直接接触，但汪老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长者、智者的深刻印象。得知汪老走了的消息后，几天来在深切怀念的同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想，汪老是他同时代的人当中的幸运者，他不仅是最后走的人之一，因而看到了近几年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今年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变化，而且更因为在他生命最后十几年中，他的抱负和智慧都得更加充分的施展、发挥！
汪老走了，而祖国还在发展，事业还在继续。我在深切怀念汪老的同时，也为汪老感到欣慰！
（来源：中评社；作者：郭震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编辑：季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