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告台湾同胞书》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四十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筚路蓝缕，从战争到和平，从“小三通”到“大三通”，总体朝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前进。

　　毋庸置疑的是，《告台湾同胞书》具有历史的意义，那么应该将其置于一个历史的脉络当中解析。其实《告台湾同胞书》并不是唯一的，它是“告台湾同胞书”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中一个，大陆曾有过五个版本的《告台湾同胞书》。第一份“告台湾同胞书”出现在1950年，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其中首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任务。1958年，因为“八二三炮战”爆发，国防部连发三份“告台湾同胞书”。第一份由毛泽东撰写，以彭德怀名义发布，其内容是号召台湾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指出炮战的惩罚性质，并提出停止炮击七日。随后国防部发布《再告台湾同胞书》，内容和第二份相差无几，是对炮战立场的再度强调。最后的《三告台湾同胞书》则规定了解放军对金门炮击“单打双不打”的原则，但在当时并没有被公开发表。最后一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1979年元旦版，是由叶剑英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后来所说的《告台湾同胞书》，基本上都是指1979年的版本。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由此开始的大陆对台政策大转变。如果说前四份是内战的副产品，那么1979年版本则宣告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到来。在之后的四十年里，两岸基本告别了战争，逐步开始了经济、文化和社会全方位的交流，一些具体做法都没有超脱《告台湾同胞书》的框架。因此《告台湾同胞书》不仅宣告了大陆对台政策转向，也为未来的两岸交往提供了一个方针式的指引，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当然，大陆关于和平统一的思考也有历史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两岸非正式沟通管道中不断完善的“一纲四目”被中央正式提出，其内涵概括起来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下，台湾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这里面已经有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影子，代表了第一代领导人的超前思考，当时的蒋介石也曾对北京的建议认真考虑，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进一步阐述和实践“一纲四目”的机会被搁置。

　　不过这些积累最终都被继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对台政策着力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在言辞上比之前的几版温馨了许多，更强调民族、血缘与文化这些最基本的纽带。当前，两岸交往正在进入深水区，在新一辈眼中的两岸不可避免会有别于以往，两岸命运共同体也将有全新的演绎。在这个时间节点中，更需要在历史的积淀里寻找智慧，启发未来的的方向，这也是我们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的重要意义。（作者：王晓笛，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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