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网友“易小术”在微博上讲述了一起实习生“拒订盒饭”事件：在一次电视台策划会上，主任对一名实习生说，麻烦你开完会给大家订盒饭，按人头，我请客。结果该实习生认真地说，对不起，我是来实习导演的，这种事我不会做的。这条微博被多次转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11月5日 《中国青年报》)
谈到“实习”，笔者作为80后感悟还是颇深的，多次的实习经历告诉我“眼亲手快”才是实习生的生存之道，想要领导在实习证明上给以积极中肯的评价或者由实习转为正式员工，就要做到：“领导说的要做到，领导没说的也要做好”。无论是70后，还是80后，似乎都没有对这一“潜规则”提出什么质疑。但是，最近发生的90后拒订盒饭事件，却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有人说领导请客吃饭，职员去跑跑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的确，领导给职员高福利，请大家吃工作餐本是一件好事，作为受益的职员跑跑腿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反过来，如果实习生不吃这顿饭，他自然是有权利拒绝取餐的要求。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在一些领导看来：实习生的做法是一种态度问题，小事都不听从领导安排的实习生，单位怎么敢留用呢？
所谓的“实习”和古代的“拜师”差不多，在古代，大多数学生拜师学艺都要给老师当很多年的苦力，例如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六岁的时候投到荣蝶仙门下学京剧，成了“手把徒弟”。所谓“手把徒弟”是由师父个别传艺。这比科班更黑暗。拜师时要立文书字据，规定年限任打任骂，生老病死、觅井逃亡，师门概不负责；学徒期间，演出收入全归老师。学生学艺之余，还要在师门中做各种杂务，伺候师父师娘，抱孩子倒夜壶。个别品行不端的老师，还任意摧残学生的身体，甚至霸占女学生，所谓“先睡觉后传艺”。由此可知，中国自古以来做徒弟的命运就很悲惨。发展到当代，实习生给领导跑跑腿，打打饭貌似也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了。
实际上，即使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拜师学艺都要为老师出苦力的。在旧社会里培养戏曲演员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出钱请教师教戏，因为出了钱，所以教师比较客气，学生不太受罪。梅兰芳就属于这种，另两种方法是进科班学艺和“写”给老师当“手把徒弟”，这是多数，大部分是贫寒子弟，既谋衣食，又求技艺。由此可知，为老师卖命，为领导跑腿似乎是“屌丝一族”注定的命运，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过。那么我们就难免产生这样的质疑：为什么领导的孩子可以得到格外的关照，而屌丝们却要接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
鲁迅先生认为惰性是人性中本来就固有的，而中国人的惰性则更深入一些。中国人的惰性通常表现为“中庸”。鲁迅先生在《华盖集 通讯》中有言曰：
“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姿的，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说：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纵观中国历史，老百姓的脊梁一直是弯的，要上跪天，下跪地，要忠于皇帝，要服从领导。老百姓的孩子从小便一直“仰望星空”，在“仰望”中也逐渐的迷失了自我，忽视了自我的存在。的确，学会仰望是一种谦虚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人，也有权利要求得到他人平视的目光。如果连最基本的受尊重的权利都没有，又何谈人权与民主呢？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奴隶。只是我们祖辈的选择，让我们的骨子里多少都留下了一些“奴性”的精华。“中庸”的思想深入国人骨髓，屌丝们渐渐习惯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渐渐认同强权者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沉默，并且在内心深入抱怨命运的不济，像祥林嫂一样寄希望于“捐门槛”来改变自己的境地。于是，作为祥林嫂的孩子，屌丝们也只能重复这样悲剧命运，在沉默中慢慢失去自我。 （中国台湾网网友 王太拓）
（本文为网友来稿，不代表中国台湾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