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北大副校长表态称将支持学生做好事扶跌倒老人，如被讹诈，校方将提供法律支持。其言论暴红网络，被网友称为“校长撑腰体”。11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表示，非常赞同吴志攀副校长的表态，并重申支持学生。（11月3日《新京报》）
自从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以及小悦悦事件所激起的道德涟漪一次又一次冲击人们内心对道德原始的定位后，做好事俨然成了一个敏感词汇。每一次有关好人做好事反倒被讹的新闻出来后，都是一片群起激昂，之后则是一片冷漠。这种愤怒在一波波兴起，却又无奈的落下后，道德冷漠俨然成了人们安抚内心冲动与愤怒的止痛剂。
于是，我们看到了有老人摔倒在地，无人敢扶导致死亡，以及老人摔倒居然拿钱请求别人扶起等令人看起来心酸的场面。这种人为因素导致冷漠的社会现实下，北大校长能够给学生做好事撑腰，或许是对日益凋零的社会道德的一种挽救，而这种挽救恰恰契合了很多人渴望道德重建的普遍心理，于是，各种撑腰体一度风靡网络。这是一种诉求，本不应该有却又必须得有的一种道德诉求。
但我始终觉得，这种撑腰体之于道德重建，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人都清楚，造成如今社会道德破落的重要因素在于一部分被救助者没有道德。他们被救了，非但不去感谢救助人，反倒讹人。而南京彭宇案的判罚，又给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而且，诸多事例表明，救人有成本，但讹人几乎没有成本。即便有录像证明，被救助者是在说瞎话，是在讹人，也顶多受到道德的谴责，顶多道个歉完事。甚至还有不道歉的，也不能把这种怎么样。反观好人做好事，遇到被救助者良心未泯，获得一个表扬的机会，遇到坏人，则要早于讹诈的危险，即便学校提供了帮助，或者最后也帮助洗出了清白，但这样一个纠结的过程，会让很多好人信心具备，何苦呢？大不了不做，不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想重建社会道德体系，不但需要继续鼓励做好事，更重要的是惩罚那些讹人者。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道德体系能够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很大的原因不是好人不爱做好事，而是好人不敢做好事。那么为什么不敢做好事？答案就是坏人太猖狂了。他们用几乎没有成本的讹诈透支了好人的道德传统，长此以往，当好人的道德细胞越来越少时，当好人觉得做好事会成为一种负担时，做好事就成了一种惊弓之鸟的禁区。这是当下道德体系没落的最直接原因，所以，我倒觉得校长们要想给学生们撑腰，倒不如从坏人做坏事需要承担责任的角度来撑。据说，深圳要对救助者讹人设置惩罚标准，这或许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坏人做坏事有了成本时，他们或许就需要权衡一下。当好人做好事风险不再巨大，就算学校不撑腰，也照样会有人做好事。（中国台湾网网友：伍若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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