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布。同日，一篇“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博客文章，再度引发公众对院士话题的热议。博客作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出现过，但在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落选。昨晚，饶毅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结果”，“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8月18日北京晨报)
饶毅落选院士，确实遗憾。对于这位神经生物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笔者对饶毅的人格和学术品格深表钦佩，但对其参选院士的情绪化态度却不敢恭维。
既然饶毅早已预料到了结果，何必要参选？如果当初就认为自己不融于这一体制，何不爽然弃之，省得牵肠挂肚，弄得个身心疲惫？既然饶毅对当下科学界有自己的见解，甚至对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有些人为了当选院士的投票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进行抨击，何不在公开叫板学术之弊的同时，自树一帜，势不两立，而还是选择要成为一名院士？
理性的说，当选院士与否，并非对一个人的科学建树盖棺定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何况院士评选领域还有许多潜在的暗流。如果能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态度，改革的视角，批判的方法，大度的胸怀来看待落选这件事，又何来一肚子的委屈？不难看出，所谓“下不为例”不过是一种希望愈大、失望愈大之后的情绪渲泄。至少说，饶毅的言行在逻辑上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反差。
此时此刻，想到了一个人。1981年，58岁的邹承鲁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作为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正是邹承鲁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邹承鲁之后，中国科学界还有“不识时务”的“邹承鲁”吗？
谁都知道，院士评选不是在真空里，增选程序或多或少受到学术界潜规则的潜移默化。如此前曝出的不少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被提名，甚至出现中科院院士候补人段振豪曾涉贪腐、初选出局的个案。纯净学术空气，回归学术本源，重塑科学精神，迫切需要饶毅这样的科研领域敢于发声的另类。一方面抵制学术腐败现象，推动科技领域的全面进步，一方面促进院士评选等“游戏规则”的不断完善，让更多的后来者拥有公平的学术环境。但是，如果科学“圣斗士”只为自己喊冤叫屈，不能做到始终不渝，战斗到底，遇到挫折立马败下阵来，如果在能院士中起到“鲶鱼效应”？“钱学森之问”何时能有足以告慰前辈的答案？中国科学界何时能建立起应有的公信，为中国跻身世界科技前列而中流砥柱？（中国台湾网网友：梁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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