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名单共485人,提名材料将公示一个月。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在列。(5月26日《京华时报》)
在普通人看来,“院士”两字所代表的含义极为丰富:他们是中国最有头脑的人,是中国最有知识的人,是站在中国改革前沿的人,是探索中国社会前进的人,似乎一切社会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工程技术都是他们创造的。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精英,所以对这样一群人,人们本能地报以崇敬的心态仰望之。
但如果这样一群人是由官员商人组成的,那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对知识的玷污对思想的亵渎。人们的心里往往存在如此的认识:学识的归学术,官场的归官场,二者不能混淆一气,创造知识的人身上不该有那些腐朽的铜臭与肮脏的权术诈术。加之,许多人认为目前学术界的腐败根源在于行政权力过于干预学术。所以当这些官员商人竟然要成为“院士”,人们本能地排斥。
那么这些官员商人能不能成为“院士”?在笔者看来,不论官员或商人还是大学教授亦或是其他人,只要在学术上有足够资本就可以入选,但有一个前提,所选人员必须做到学术与权力和金钱的脱离。这并非固守“君子固穷”“老师就该贫穷”等陈旧思维,而是真正的学术必须不受外界利诱而作出虚假学术,只有把做学术规范到学术本身笼子里,学术才可能实现自我伸张。而一旦与那些名誉、权力、金钱相挂钩,那么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就会自然而然的显现。比如,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的学术造假,给他带来了名声,也带来了枷锁,这一切均源于黄对名利的欲望。一个搞学术的人不思考学术而玩起了权谋牟私,抹黑的只能是学术本身。
那么官员商人就不能成为“院士”?这到不是。历史上,为官为商者成为大学问家的大有人在,特别在人文社科领域,官场与商场的经历往往能给学者带来另类的思维启发,成为他们做学问的有益资源。比如塞缪尔·亨廷顿,比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国外,一些大学教授经常成为官员,反过来官员也会成为大学讲师专做学问。但所有这些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做学术的时候是学术,做官的时候官,二者不可能混为一谈。
此次,与其说人们质疑工程院院士的候选名单,不如说人们疑虑这些官员会把官场那一套搬到学术上,只讲官场权术而不讲学术;与其说人们见不得官员商人成为院士,不如说这是人们对思想净土的维护。人们将工程院称之为“老总俱乐部”“官员俱乐部”一方面在于人们根本不相信一个曾经为官为商者会静下心来研究学术,另一方面源于害怕,害怕搞学术的地方当真如此,从而给评选者一个提醒——做学术的人不需要老总和官员。所以,在评选时必须注重这些人的学术能力,而不独是他们的曾有的经历。他们的入选只能用学者能力,而不是官员的行政权力。为此,就需要在评选时严格遵循程序,强化制度,让当选院士经得起推敲。(中国台湾网网友: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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