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对十类学生试点会商制度，引起社会关注，而多数人持以反对态度，认为有悖“兼容并包”风气。3月28日，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通过北大网站表示“学业会商”并不是管制学生，也不处罚学生，是“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29日《新京报》）
连日来，舆论对“学业会商”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的打死；而坊间对于“学业会商”的激烈讨论，也大致得出了一致观点：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如此，步调一致令人诧异，观点得出也不知有何依据。公众在“会商”问题上如此热心，以致北大出面澄清，个中原因耐人寻味，也颇值得反思。
需注意到，北大的“学业会商制”包括了10类学生，这10类学生含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等等。而该制度被放到舆情讨论之时，“思想偏激”一类被单独拎出来，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其上：所谓，北大素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闻名，此举涉嫌“禁锢北大学生思想”云云，甚至还拿出蔡元培时期比照。而北大对此极力否认，这两者误差，不可谓不大，却都有一番道理。
所谓“北大不行”的论点，大概就是因此得出。只是，公众单独关照“思想偏激”的学生，怕是另有玄机。一方面，北大是中国大学的风向标，北大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公众，在“学业会商”上敏感、过虑，这都是情有可原的；另一方面，对北大“兼容”思想的渴望，则表达了公众对大学精神的一种担忧，尤其是在钱学森之问之后，南科大改革更将“大学精神”推入了公众视野。如此情势下，难免对“学业会商”过分解读。
比如，“学业会商”被视为“管制”，则是一种过分解读。引领中国高校风气的北大，在“管制思想”问题上必然慎之又慎，怎能轻易授人以柄？再者，把“学业会商”移至其他大学，还会引起笔伐征讨吗？即便在“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蔡元培时期，对学生关爱也是理所当然。但放在“行政化”充斥的今天，一种正常表达居然引来侧目，公众的焦虑可见一斑。
在“大学精神”的问题上，国人都表现了非同寻常的焦虑。这种焦虑，表现在对过去的过分追念；表现在对现状的尤其不满——于是，不敢正视现状，一有风吹草动就跳起，寄希望于南科大。在“学业会商”的问题上，更是偏执狂般的揪住“思想偏激”一类，这是不正常的，公众也须从这种狂热中跳出。
在巨星纷纷陨落之后，人们对大学的叩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所谓高不胜寒，反则不胜——保持一种信仰是可敬的，但超越了信仰的本质，反而是可怕的。。（中国台湾网网友：忘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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