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媒报道，2月13日，台当局卸任“卫生署长”杨志良扔下一枚炸弹——以“卫生署”名义状告郑弘仪、徐永明、王定宇、吴国栋等7位岛内名嘴。杨志良指出，H1N1新型流感爆发后，就有媒体提出将会造成大流行，引发民众恐慌；紧接着新流感疫苗开打，又有电视台名嘴、媒体言论，例如“疫苗夺命”耸然言论，影响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甚至有些民众因未打疫苗感染新流感，引发严重后遗症而死亡。而名嘴反批马英九当局箝制言论自由，还说自己可能被关，更有名嘴要发动支持者去包围杨志良的家。前高雄县县长杨秋兴也公开表示支持杨志良的做法。他说，他也是《大话新闻》这些绿营政论家、“名嘴”的受害者，当时他退出民进党坚持参选高雄都市长的时候，他也受到这些名嘴不当的批评，他也考虑要提告。台湾首富郭台铭认为杨志良“有骨气”、“好胆”，是一个好政务官。杨志良状告名嘴也折射出台湾新闻媒体发展令人堪忧的现状。
一、台媒的无度自由实则对社会是一种祸害。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力，但这种言论自由是在不危害他人和社会前提下的自由。而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对言论自由则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代表一种公共形象。部分台媒及从业人员为了收视率，为了寻求一些“刺激”，对从业人员不加限制，甚至放纵一些主持人去迎合部分人的需求，肆无忌惮，毫无根据地信口开河。有的主持人把捕风捉影的事说的有板有眼的，更是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拿杨志良状告七名嘴来说，就是《大话新闻》这帮名嘴，对H1N1新型流感爆发后，无端地发表言论，引发民众恐慌；在接种新流感疫苗时，又是发布“疫苗夺命”耸闻，扭曲视听，误导民众，制造错误舆论，影响民众接种疫苗的情绪和意愿，从而影响到当局防疫工作的开展，这就是杨志良提告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名嘴所谓的言论自由，无实事根据的胡说，影响到整项工作，间接造成了民众身心的伤害。这种无度的言论自由，从本质上讲，它不是自由，它是一种对社会的祸害，应引起台当局的关注和应对。
二、媒体从业人员要有社会责任感。透过杨志良状告七名嘴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台湾部分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衰败到何种程度。台湾新闻解禁20年，媒体走上了自由发展之路，媒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要求也发生了转变，强调的是收视率、发行量。为了收视率、发行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想方设法寻猎涉奇，甚至编造一些假新闻来制造轰动效应。部分媒体从业人员缺乏自律，更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一切都向“钱”看齐。状告的七名嘴对当局的防疫工作评论，可谓是无理取闹、偏离主题、制造混乱，再加上恶言相向、莫须有地攻击。郑弘仪更是在公共场所大骂马英九“三字经”，足以可见部分媒体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些人如果有一点新闻从业人员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也不会在对医药方面不懂的情况下妄加评论，更不至于拿人命关天的话题在那胡编瞎扯，误导民众，制造社会恐慌，影响到整个社会防疫工作的开展。状告这些名嘴是应该的，应该让这些不负责缺乏良知的媒体从业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规范媒体管理，台当局相关部门应及时将思想上不具备媒体从业资格的人员清理出队伍，切实改变台湾媒体自由放任的现状，真正为社会营造一个客观真实的宣传氛围。
三、媒体难脱政治倾向，但不要成为政治莫须有的斗争工具。任何媒体都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但台湾部分媒体却被政治派别利用到如此糟糕的程度，对于马当局的任何施政措施和动作，都会成为有着深绿倾向媒体的攻击，无论政策实施的好与坏，它总要去攻击，这就是台湾的怪事。从媒体监督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把媒体的监督当作一种进攻对手的手段时，监督就变了味。同样拿台湾接种H1N1新型流感疫苗来说，这本身是增强民众体质、提高防预机能、造福百姓的好事，结果被绿营媒体当作攻击马当局的好时机，请出众多名嘴捕风捉影地说新型流感将在台湾大流行，制造民众恐慌；当台局要为民众接种疫苗时，名嘴们却又制造出疫苗有问题的新闻来，因而民众不敢不愿去接种，造成部分民众因未接种疫苗感染新流感死亡。这一现象是台湾扭曲的政治斗争，媒体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职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帮凶和工具。当媒体成为台湾政治莫须有的斗争工具时，台湾还有新闻自由？还能看到真正的新闻？台湾的媒体将何去何从？（中国台湾网网友：刘隽）
（本文为网友来稿，不代表中国台湾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