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我国将逐步减少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计划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达到国际水平。（11月30日《京华时报》）
尽管医改一直以来未从根本上改变公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但老百姓却从未对此放弃关注，卫生部副部长张茅的承诺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医改的围观。当然，不可否认，公众对此持有的怀疑态度明显胜于相信，原因在于在国家收入分配上，医疗和教育所占比例最少。比如，早在几年前中央就已经决定教育投资要占国民收入的4%，但这一目标已经延迟到了2020年。同样，在医改这一块，公众同样疑问，国民收入的分配医疗究竟能占几成？
其实早在“第5届21世纪中美医学论坛”卫生部部长陈竺就说：要给所有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础医疗体系，这个体系需要覆盖不仅仅是城市，而且是农村，包括所有的中国居民，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基础医疗。”这是当时陈竺部长的承诺，然而彼时已过，公众是否已经不再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烦恼？显然不是。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譬如医院的腐败问题，医生收红包、医院购进药品收回扣、开昂贵的药品……
此时，医改已经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改革进度十分缓慢，而新问题又不断出现，改革的步伐比异化的速度要慢上很多。前段时间，杭州中级法院刑事法庭审理了今年6月杭州最大制售假药案主角，47岁的丁佳逸，检察官指控他和3名同伙涉嫌非法经营罪，且涉案金额超3000多万元。但在法庭之上丁佳逸却辩称自己是卖假药救人。在丁看来自己的初衷不是贩卖假药，而是为了帮助那些买不起高价进口药却又身患重症之人。逻辑虽然荒诞，但反映出一个事实——整个医疗系统的不完善，医药开发、生产、销售违背市场规律的原则，无法该公众提供最有保障的医疗服务的尴尬境遇。
当然医改中最大的成就得归功于“神木模式”。陕西神木一个小县城因医改而被世人所关注，据说当地政府只拿出3个多亿就解决县里大部分老百姓的看病问题，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然而好事不长，之后有消息传出当地县委书记因为医改而被贬职。这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当地被世人关注而犯了官场忌讳，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神木医改本身带给官方极大的危机感。所以很多时候虽然舆论对于医改抱有强烈的呼吁，相关部门虽然也在强调，但改革更多是权力部门私下改革，并没有放到台面上，没有将之置于阳光之下。
这也是当下改革难以见效的重要原因：没有阳关意味着闭门造车，同时也让污秽之物有机可乘。譬如，医改资金的运用。很多时候，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会在中途遇见截流情况，最终落到实处的钱与整个支出额不相匹配。医改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医改金额更多补贴了医药系统内部，哪个公立医院需要先进设备就从中拿出一笔钱，哪个医院需要堵漏洞也可用这些钱。相反，一些私立医院却为此既要承担投资费用，又要承担行政成本，致使私立医院寸步难行，市场化成为了空话。
“十二五”提出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这是个令人期待的承诺，同时却又让人怀疑——五年之后会不会又一次成为传说？（网友：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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