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男生”虽尚不足以代表中国当下的流行乐坛，可毕竟也是其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还是其比较重要的部分，以管窥豹，未必不能由此折射出当下中国流行乐坛的一些现状。
时下，在网络音乐的冲击下，唱片行业已经衰落。就流行音乐的传播渠道来说，唯一可以与网络PK的恐怕也只有电视了。在国内，在由电视台举办并转播的音乐赛事中，影响最大的当属CCTV的青歌赛与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快乐男声”系列。
青歌赛被公认为国内声乐界的一大权威赛事，分专业组和业余组进行，每组又分团体和个人单项赛两种方式，演唱分成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歌手的参赛内容除歌曲现场演唱外，还有综合素质考核。相比较而言，青歌赛更加官方化、专业化，精英色彩更浓，而“超（快）女快男”系列则走的是平民化、娱乐化、通俗化的路子，更具草根色彩。
不管是青歌赛还是“超（快）女快男”的海选，每次赛事都会制造出一大批新的明星。然而，这些新人往往都是昙花一现，随着下一批新人登台，很快就变成了过气的明星，能够长时期地在舞台上保持活跃的选手廖廖无几。因此，有网友八卦说，国内歌坛“新人托不起来，老人唱不起来”——事实也确实如此。
为什么每次赛事所推出的新人都像划过天际的流星一样闪一下就黯然了呢？我以为，问题并不在青歌赛和“超（快）女快男”系列本身，而在于当下中国的整个乐坛——甚至整个民族——创造力的缺失。
早在1941年，法国大哲学家阿多诺在其论文《论流行音乐》就指出，流行音乐具有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征——就中国当下的流行乐坛来看，这一论断仍然还是能成立的。从我听国内流行歌曲——包括在“快乐男生”——的切身体会，几乎所有的作词、作曲与表演，都表现为一种“拼贴”甚至“拼凑”的高度“同质化”和“碎片化”的风格——节奏统治了一切，部分与整体之间只有很微弱的联系——就像阿多诺所描述的那样，“从整体中抽走任何细节都不会影响音乐感。……每一细节都可以被替换，它的作用只像是一部机器的轮齿。”而在严肃音乐，“每一细节的音乐感都来自于每一首乐曲的整体，而这一整体中包含与细节的联系，却不包括对一种音乐模式的突出。”由于缺少作为主体的人的“精气神”或曰“生命力”的贯注，在一定程度上，流行歌曲的词、曲及表演的表意能力非常微弱，只是一种“意义缺失”或曰“意义抽空”的符号或动作的堆积——不知所云的歌词，节奏感很强的曲调，再加上过分夸张或做作的表演，这些毫无意义的符号、声音、动作的任意组合，就是当下中国的流行音乐。正因为如此，它要打着个性的招牌，为自己贴上某种虚假意义的标签。事实上，娱乐导向的流行歌曲并不怎么关注意义代码的问题，而是更关注美学效果的问题，因此，华丽的舞台布景、煽情言词和动作所营造的氛围或曰催眠效果往往是决定一台表演成败的最关键性的因素，而且，对于流行歌手来说，长相在很大程度上比实力更重要。可毕竟，如古人所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受众一旦远离表演现场，从这种催眠效果所形成的心理场中清醒过来，那些场景、声音和动作的组合也就失去了控制他们的心智的能力。
就2010年的“快乐男声”来说，所谓的“创作能力”最强的两位选手，即刘心和谭希杰，他们的创作同样是缺乏个性和生命力的“伪创作”。不可否认，他们所做的歌词里确实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但现实中各种现象的堆积未必就能成为一首优秀的歌词——从小所受到的来自学校、家庭及社会的教育已经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剥夺了他们用语言来比较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至于他们所做的曲子，你听不出与其他选手所唱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谭希杰似乎很有特点，其实，他的曲子往往就靠节奏串起来的，这一段与那一段之间稍有变化，将任何一段抽出来，似乎并不影响曲子的效果，光听曲子，你无法知道他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一方面在重复自己，另一方面也在重复他的前辈歌手们。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他们在表演，倒不如说他们“被表演”了——更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自知“被表演”了。然而，这一切并非他们之过，更非湖南卫视之过，因为他们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受害者，而湖南卫视所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展示平台罢了。
异史氏曰，“各领风骚三五天，唱来唱去一个样。只有面孔有新意，长江后浪推前浪。”整个舞台上既众声喧哗，又万马齐喑——因为在舞台上活跃的人们患了“失语症”，已经失去了用语言来表达意义的能力，是故，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一个社会观察者，从“快乐男声”中体会到的对于中国当下的流行乐坛——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总体印象。（中国台湾网网友：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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