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宜宾市民丁女士很郁闷，她发现正在上幼稚园的女儿背部有一个被针刺的“田”字血痕，经询问，孩子说是幼稚园的老师刺的。（8月16日《华西都市报》）
古有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今有幼师刺“田”字于幼童脊背。岳母刺字是为了勉励其孩子忠心国家，幼师向孩子刺字只因幼童“不听话”。虽然现在事件真相扑朔迷离，并无定论。但孩子身上那一个显而易见的“田”字已是铁定事实，深深刺痛着你我的神经。
西哲言，没有人会怀疑孩子的语言，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天使。面对孩子的哭诉，幼儿园周老师却表示“只是拿针吓唬过孩子”。成人口中的“吓唬”凝结成孩子身上的伤疤，是非论断泾渭分明。当务之急应是园方积极协助孩子治疗，配合警方调查。可是，就算孩子身上的“田”字消弭了，谁又能保证其心里被刺的“田”字也会痊愈？介于此，我不禁要问，谁来保证幼儿园孩子免于针刺的恐惧？
首先看法律的保障。关于幼儿的保护，我国有一套成形的法律网络。《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新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都对于孩子（幼儿）的保护措施条款分明，清晰可见。然而，法律之所以在此屡遭坎坷，是因为法律威严的外衣下总有执行疲软的苦楚，加之一些幼师的法制观念异常淡薄，对幼儿的生命健康并未保有一颗爱护和敬畏之心。就拿此事件来说，针刺幼童之恶劣，在其他国家可能会遭遇公民强烈维权，幼师因此会获得重刑，永远不能重返“讲坛”。而在我们这里，这位对幼童刺字的老师可能只会赔偿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公开道歉，进而获得罚款、拘留等形式的治安处罚。处罚之轻并不能倒逼幼师恪守“师德”和人性的底线，进而可能继续对幼童实施戕害。
在法律保障之外，我们更应看到社会心理救济机制的残缺。幼师之所以选择对幼童刺字，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心理健康和情绪排泄通道阻塞，加之对幼童实施侵害的社会成本低，不免铤而走险，从侵犯幼童中获得变态“快感”。幼童被幼师侵害固然可憎，然其背后若隐若现的社会心理救助机制的“患病”，关注幼师生活状况“阳光”的遮挡难辞其咎。如果幼师的心理状态和情绪表达能够得到及时倾听和排解，这样的悲剧或许就能及时化解。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指出，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幼儿来讲，免于恐惧更值得追求和把握。因为古希腊哲学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时间是个玩跳棋的幼童，王权执掌在幼童手中。”当“执掌王权”的幼童遭受针刺的恐惧，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值得奢求的美好？因此，除了法律的严厉警戒和惩罚之外，我们也应关注到每一个“为人师表”的幼师，尽快建立更完备、更人性化的社会心理倾诉、救济机制。只有如此多角度，多端口的连结和考量，才能真正为幼童构筑免于恐惧的自由空间。
谁来保证幼儿园孩子免于针刺的恐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号，更应成为国家和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思量和参与构建的话题。（网友：李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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