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有关钓鱼岛一文，曾提及“68年美国趁文革之乱，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此后，‘台独’运动方形成势力”。当时，美国政策转变来之突然，“台独分子”一时要提出理论依据自然谬误百出。传统老“台独分子”的“民族论”（台湾人血统混杂，非中国人）与“新加坡论”（台湾有如新加坡，从来不属中国版图）既然经不起推敲，便开始翻查各种概论，试图为“国家”、“住民”、“文化”、“中国”、“中国人”、“华人”、“乡土”、“台湾人”、“政治实体”等等概念开发新定义。
30年来，搞得一天星斗，迄今仍旧在基本定义问题上纠缠不清，甚至最后连自己是什么人都说得辛苦。西方学子研究社会科学，先从概念着手（而非狭隘的定义），继而理论，继而体系。中国人则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相当西学的初步“概念”，似乎是“台独分子”永远无法逾越的门槛。
为使厘清“台独分子”的一些盲点（即他们所执着的“定义”），同时为促进两岸间的和平发展，笔者早于90/91年之交，分别在台湾《自立晚报》与香港《大公报》发表《给台湾地位定位》一文（见最近略加更新后发表的《从国际法角度给两岸当局建言》）。有趣的是，91年此文发表后，“台独分子”便开始断章取义，动辄抬出本人提出的“政治实体”概念乱作文章。
譬如，最近就再度试图以“政治实体”名义争取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其实，提出“政治实体”依据，等于强调“台北政府”既非“犯罪团体”，又非“非法政府”，而是个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的“政治实体”，也即是可以受国际法保护的“交战团体”。“台北政府”一方面想利用“政治实体”（即交战团体）地位扩大“国际空间”，另一方面却强调自己是个与中国无关的“主权独立国家”。除了表现出知识贫困外，还反映出其求权利、避义务的小心眼。
谈及“定义”，“台独分子”最拿手的招数就是：据政治学概论，“具有人民、领土、政府、主权四大要素者便形成国家”，“中华民国”四者兼俱，自然是个国家。“台独分子”的盲点在于，该政府早于45年内战爆发后便受到挑战，而后退守台湾。只要内战未决，胜负未定，不论哪个交战政府受到国际社会承认为中央政府，两交战政府的最终地位均处未决状态，除非，一方制服另一方；或者，双方签订和约宣布统一；或决定互相承认、各自独立（如捷克与斯洛伐克）。“民进党政府”的办法是：不求改善和平环境，藐视对方的存在，图借外力解套，自以为实力是加上美国的总和。险且恶！
“台独分子”接着会说：“多年来，除了58年，两岸几乎没有什么交战，怎么能说是内战未决呢？”殊不知，每当“台北政府”搞些小动作，北京政府就得采取点军事行动，目的即在于提示内战未决状态。此方动作越大，彼方反弹越烈。换言之，维持现状（指“两国论”之前的状态），大家相安无事；轻举妄动则不仅招惹理论的批判，甚至导致武器的批判。
还有些“台独分子”会强调，49年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有个中华民国，不是“一边一国”又是什么？问题在于，中共改变国号目的仅仅在于强调新政府的新内容，改变国号为国际上常见行为，既不表示重新建立国家，也不意味存在数千年的中国需要重新建立，更不会为了改变国号丧失或增加任何权益。就主权权益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曾放弃过国家统一的主张；至于《中华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其领土范围及于中国大陆。民进党口口声声“民主法治”，实际上却是无视民众安危、知法犯法。
总而言之，拘泥于狭隘定义的人，多有视野局限于自己肚脐眼的毛病。离奇的是，近来也有若干大陆的“哈美派”跟着帮腔，他们关心的问题大概不是“台独分子”思想牵强、贫困与否，而是“台独分子”袋里还兜着多少可供提取的碎银子。（文/俞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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