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法律与政策，这些分开看没任何错误的元素，凑一起却让高永侠无法走出“亲离‘子’散”的命运断点。她身上承受的，比《亲爱的》中演绎的更沉重。

　　媒体轰炸多次，但农妇高永侠和外界间，始终有堵墙。她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连打工，最远都只敢跑到隔壁县城。

　　去徐州采访前，有同行告诫我，你别白跑一趟了，她特别坚决，讲不了几句就挂电话了。但她比我想象的还要胆怯。遍寻无果后，电话里，她跟我解释原因，记者喜欢问她过去的事儿，“我想起来就头疼，除非，你们能把粤粤带来给我看一眼”。

　　媒体，正是“外界”的最大意象，如果电影也算媒体一种的话。

　　十年里，高永侠的命运发生了太多转折：失去生育能力，丈夫“出轨”并带回私生子，丈夫去世，两个孩子被带走，自己成“人贩子”的老婆。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摧毁一个没出过村子的农妇，何况她面对的是一连串苦情剧。

　　电影《亲爱的》在叙述李红琴(原型是高永侠)后来的命运时戛然而止。高永侠则始终在同一种情绪里沉沦。三年来，乐乐越来越高，粤粤也在新家庭里有新的生活。高永侠却依然在失眠、抑郁和哭泣。她时刻把粤粤挂在嘴边，村里人已开始厌烦，“小侠精神有问题吧”。导演陈可辛曾通过媒体联系她“说要来关心”，被她拒绝：“我没有什么好关心的，丈夫死了，生活困难，太惨了，没什么好看的”。

　　她也曾前往深圳想要回女儿，这个她一辈子最大的“冒险”，却被理解为“对孩子宣泄情绪”。福利院也启动了粤粤的领养程序，并在三年间禁止两人见面。而把解救出的孩子再还回“人贩子”手中，对那些艰难寻子的家长来说也无法接受。就算这些障碍不存在，高永侠还要面对《收养法》的严苛规定，她不符合收养人条件。理智与情感，法律与政策，这些分开看没任何错误的元素，凑一起却让高永侠无法走出“亲离‘子’散”的命运断点。

　　影片最后，李红琴走上了法庭，又不出意外的没有结果。横亘在李红琴、高永侠和孩子之间的，是法律和舆论的崇山峻岭。

　　有时我想，高永侠的命运太过离奇，似乎恰巧又因此掩埋了某些值得思考的东西。比如，《收养法》中对领养人条件的限制颇多，但能否在冰冷条文中设置一个出口，对高永侠展现出一丝温暖？

　　高永侠如今的悲剧，是命运使然，又有多重外因。个体命运或许有别，但有些因素却可以改变。因此，无论是高永侠还是电影《亲爱的》，都不仅仅是一个催泪的“亲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