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杨春彦 张梦笔

　　 6月23日晚，《变形金刚4》的北京首映礼上，出现了一双大筷子——这是柯利明和“筷子兄弟”送给导演迈克尔 贝的礼物。迈克尔 贝看上去很高兴，对“筷子兄弟”中的肖央说，“我的下一部戏，将会出现新角色，就是筷子兄弟。”

　　 “你们会出现在下一部《变形金刚》电影里？”我问肖央。

　　 “希望他说话算数。”肖央笑道。

　　 这一幕看上去有些奇特。因为作为儒意影业执行董事、制片人的柯利明及主创“筷子兄弟”是同档期上映电影《老男孩猛龙过江》的出品方代表。“竞争对手”如何站到了同一个舞台上？

　　 “这是怎么做到的？”我问柯利明。

　　 “我们的《老男孩》，跟《变形金刚》不冲突。喜欢《老男孩》的人，同样会去看《变形金刚》。因为我们都是老男孩，很多80后都是看《变形金刚》长大的。我们一直在说服他们：我不是来分票房的，我只是来助力的，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拒绝我们去。”

　　 据说迈克尔 贝看了肖央导演的《老男孩猛龙过江》，评价不错，他从里面能看到美国八九十年代经典电影的表现方式。最终，《变形金刚》和《老男孩》进行了资源捆绑。“就是谈嘛，这就是我的工作。”柯利明很自信，“我肯定是要‘无中生有’，做一些能帮助到我们电影的事。这几年，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应酬，都是为了这个电影最后的发力。”

　　 卖座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柯利明和他的“儒意影业”主导投资的第一部电影，这是他津津乐道之处。大电影《老男孩》的投拍想法要比《致青春》要早，但出来得却要晚得多。

　　 在过去的几年里，微电影《老男孩》里的同名主题歌成了许多毕业之后聚会的同学在KTV里点唱的曲目。《老男孩》是微电影的标杆，从影响力来说，仍难有超越之作。

　　 微电影《老男孩》的拍摄是2009年开始的，走红是在2010年，一晃好几年过去了，仿佛大学新生变成了毕业生。“老男孩”从微电影变成大电影，这比旁人预料的要长。

　　 2010年，筷子兄弟瞬间爆红之后，各种投资商、制片人都在找肖央。“但是呢，当年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影导演，我只是一个电影爱好者而已——尽管在当时我不那样认为，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老男孩》——一部四十多分钟的短片，肖央觉得用了超出他承受范围的努力。就好像一个拖拉机的载重量是一吨，肖央载重了八吨，才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除了“载重量”的问题，肖央还认为自己的情感在微电影《老男孩》上已经耗尽了。“我拍的东西能获得大家的喜欢是因为我有真挚的情感。可是在短篇里，我已经把这个情感很淋漓尽致地表现完了。你再让我去重拍，我没有这个愿望，我也不兴奋。”在那之后，肖央又拍了一些短片，而不是大电影。“我想再犯些错误，希望自己能够对生活有更新的认知，我过去的生活还是太小了。”

　　 肖央比视频里活泼乱跳的样子要沉静太多，很多时候，他都是低着嗓子在说话。“我也没有老师，就自己在那儿自学，看片子，看书，自己试着写剧本。短片像杂文，好的杂文作家也不一定是好的小说家。开始写了好几段不错，但是一串起来就没信心。这都是慢慢琢磨的过程。当这个事儿有五六成的把握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做了。”

　　 制片人和导演

　　 柯利明当年在网上看了微电影《老男孩》之后，找到了肖央。肖央觉得柯利明跟其他制片人有些不一样。“他跟我说，你不用着急，愿意做，咱们就做，但是好多东西是需要积累的，好酒是需要酿的。这跟我的想法一样。”

　　 “我一直想找新导演合作，我发现他们的音乐、故事、思维方式和表演方式都很特别。”柯利明说。

　　 作为制片人的柯利明和作为导演的肖央产生过许多争论，严重的时候，甚至几个星期都不说话。“我们改了很多个不同的方向，想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后来选了现在这个故事。既有《老男孩》原来的东西，又有类似美剧讲故事的结构，还有男性电影必备的一些动作。可能弄一稿就几个月，然后大家又感觉不对，不够有分量，不够电影，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后延。从表现手段上讲，我更多地希望能用很商业的方式来表现很文艺的东西。也有一些细节会有分歧，包括制片成本、宣发手段等等。比如，我们真的去美国拍吗，还是在国内完成？”

　　 制片人跟导演之间似乎都是这样，永远会产生不同意见，而中国的电影人应该学习怎样的制片人制度也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话题。

　　 “中国没有真正的制片人，我也不是。”柯利明说，“好莱坞的制片人都是很有经验的，是每一个部分都很懂。剧本很懂，拍摄手段很懂，人物很懂，整体合在一起也很懂。我们还没达到那个水平。我觉得，没有谁规定制片人非要怎么样，也没有谁规定导演非要怎么样，关键是看彼此匹配的程度。肖央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很有才华的导演，我在里面更主要的作用是，帮助他在大方向上、商业性上去把握，包括组织运作，还要帮他做营销、统筹、成本的控制。广告怎样精准投放，以及投放的量，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如何给电影做广告，柯利明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在北京通州居住的人，如果早上坐地铁去国贸上班，怎么让这个人三次遇到《老男孩》？“我们在微信上制造话题，一个坐地铁的人，可能会从朋友圈先看到，这是第一次。然后呢，我们会到地铁投放广告，这是第二次。当这个人出了地铁，走进办公楼，还要看到广告，这是第三次。我们要做到这三覆盖。”

　　 电影上映前，从电影的贴片广告、新闻、网站、电器连锁店的电视里，都会有《老男孩》出现。这是交叉覆盖。与这些形形色色的手段相比，《老男孩猛龙过江》最成功的营销是那首看上去跟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神曲”《小苹果》了。

　　 你是谁的小苹果？

　　 《老男孩猛龙过江》还没上映，电影的宣传曲《小苹果》就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成为广场新宠，大妈们和小年轻们都开始学跳苹果舞步。从这首MV的画面看上去，仿佛是好几个滑稽故事的拼盘，充满喜感。

　　 “如果《小苹果》的MV和音乐是一个完整作品的话，其实它是用最快乐的语气去描述最悲伤的事儿。”肖央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显然，很多跟着《小苹果》乐呵的人没感觉出来。“这是多么悲伤的事情”——整容失败、亚当和夏娃吃了苹果之后人类从此万劫不复、诅咒下的王子和公主不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战争摧毁了青梅竹马的家庭。“按理来说，悲伤该用悲伤的语气来讲，但我们用特快乐的语气去讲，最后，所有经历苦难的人在一起跳舞。我就反着去拍这个歌。”

　　 《小苹果》里的内容跟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一首宣传曲。”歌中强烈的迪斯科复古电音，让人想到80年代的街头，这是词曲作者王太利向“阿里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这类的旧年曲式致敬。肖央在哼起这段曲子的时候，让人恍然觉得时光倒流。

　　 此外，还有很多人会对《小苹果》这样的歌说：俗。

　　 肖央觉的，俗和雅的区分，是人有意识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趣，做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有思想无趣还不如有趣没思想，孩子最有趣，也最没思想，多纯真。当然我希望有趣和有思想能够结合起来，又有趣又有思想，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小苹果》的推广有一套营销手段。柯利明并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筷子兄弟”之前还做过其他作品，传播范围并不广。“《小苹果》更多归功于词曲作者王太利的音乐才华。”柯利明觉着《小苹果》能在广场上受欢迎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大俗即是大雅。如果大妈们不跳的话，可能大家就不知道有《小苹果》这首歌。我们做过《父亲》，那么辛苦，那么认真，但大家没有跳，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也不是说那个不好，也不是说《小苹果》低俗，我觉得就是一个流行文化，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喜欢。《小苹果》就像一个戏剧开场前，一个小丑跑出来说，我们今天晚上演的是莎士比亚，但是不好意思，各位，为了吸引小朋友和老朋友，我们用了这么一个开场的手段，这也是西方的经典手段。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里来，知道有这个电影。”

　　 《老男孩猛龙过江》还在延续着这种肖央想表达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该怎么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不如意的人生？“今天的社会都是尽量把生活描绘得美好一点。但那些被描述的美好是生活本身么？你看那些伟大的作品，描述的是生活的苦难，很诚实，为什么诚实好？因为它让你知道这就是生活的本质，你知道生活的本质之后，再进入生活，就不会太失望。你以为外面是夏天，穿着个夏装就出去了，结果外面下着大雪，那不是自己找死么？”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是要很诚实地看到事情本质的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有人会不断地犯错误，而且以人类的智慧建立起来的体系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相信和接纳这一点才是一个好的开始。”肖央回答道。

　　 肖央是一个有表达愿望的人，所以，作为导演，他自己写剧本。肖央在采访中没有表现出搞笑的一面，而是说了许多他对于社会的思考。“当代的中国，五花八门，纷繁复杂，今天展现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世界应该有的面貌么？或者说，这个社会给你的价值观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么？主流价值观以外，就没有更好的价值观了么？一个朴素的人和今天的主流价值观之间有特别大一个空白。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安稳的落脚地，但是，都没有，都是在追求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追求不到就产生各种焦虑，各种对自我不能接纳，各种对社会不满。”

　　 “你理解的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问。

　　 “你看这些年，被大众推崇的都是所谓的商业英雄，要么就是当官的人，没有什么艺术家，没有什么哲学家，普通人就更没有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这个社会有没有这样一种教育告诉你，这样的人虽然没有钱，没有地位，但也值得尊重？没有，我们的课本没有这么教过。这样的现实不是真理。”

　　 肖央认为自己也在这巨大的空白里边。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同样觉得被社会推着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当时房价就巨贵了，好像你不赚钱就会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曾经一度就这么认为，作为广告导演，好好工作、赚钱，不眠不休，为了买房子。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它填不满你的人生，而且它蒙蔽了你的双眼，你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很多真正珍贵的东西。你看我们小时候上学同学聊什么？毕业几年同学聚会聊什么？在哪儿买房了，买什么车呀，全都是这种。要不就显摆，要不就掩饰，混得不好的就不来了，没别的了。”肖央接着说，“中国人在国外招人讨厌，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招人讨厌？有点臭钱就觉得自己牛逼得不得了。真的不知道生活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就知道物质，挥霍之后又不断地追求，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状态。”

　　 这些思考，被肖央带到了电影里。

　　 中国的电影产业

　　 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种生气勃勃野蛮生长的气息，一副不怕死活的样子。“现在基本上属于大家过来试水，包括我也算是试水。我是短片导演，我也不一定能说我能成功做一个好的电影导演。其他各行各业，有社会名望的人，包括韩寒、郭敬明，他们都在试水。大家都在围观，看你试的怎么样？再过几年就不会这样了，大浪淘沙，会有更多专业化的导演。这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总归有又职业又有社会名望的人出来。”

　　 《老男孩猛龙过江》是到美国去取景，《变形金刚4》是到中国来取景，都是过江过海，但双方其实是不对等的。“我觉得中国电影产业跟美国电影产业的区别，可能和中国汽车产业跟美国汽车产业区别差不多。我们想建立像好莱坞那样的电影工业体系的话，远远不够。”

　　 《小苹果》的MV是在韩国拍的，还特别邀请了鸟叔《江南Style》“骑马舞”的编舞指导为《小苹果》MV编舞进行指导。这些年，韩国电影工业的崛起引人注目，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合，成为了电影工业建设的典范。“韩国最重要的是什么都能拍啊，放得比较开，中国还做不到这样，这其实是个问题，这就是各个国家的特色吧。”肖央说。

　　 肖央当年写微电影《老男孩》剧本的时候，有一个版本的故事是：一个入狱的黑社会大哥，放出来后特别想走正道，喜欢唱歌，然后去参加选秀节目，还怕被小弟认出来。“挺逗的，但不好写，因为不给写黑社会。”

　　 《猛龙过江》得尝所愿，因为是在纽约拍的，黑社会随便写。在这部电影里，除了黑帮片，还能看到青春片、歌舞片、动作片等等影子。

　　 “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电影呢？”我问柯利明。

　　 “我们现在把它叫‘幻想喜剧’。一个超现实的，离开现实但又基于生活的一个戏剧形式。”柯利明说。

　　 对于自己做的电影，柯利明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我觉得我做的电影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娱乐。去吃顿饭你一定希望好吃，对吧？我一直认为产品要满足消费者某一个方面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是要花钱的，让他觉得是一种享受也好，是一个必需品也好，这是我所有电影的一个追求，一定是以娱乐为主。”

　　 “那其他题材较为沉重的影片呢？难道不需要吗？”我问。

　　 “每个人的性格和产品不同。我没有办法去评价别的电影，但是我自己更擅长的、更喜欢的是给消费者带来欢乐，你花了三十块钱买这个票，我希望你开心。我就是一个产品经理，我就是更多地希望让人们走进电影院，我就是做可口可乐的，我不是给人开中药的。”

　　 柯利明说，《老男孩》这部电影不商业，更多是理想的寄托，同时，这部电影很娱乐。

　　 “你说的商业和娱乐，怎么去区分呢？”

　　 “可口可乐，包括其他很多东西，你说它商业吗？它很商业，但它是不是给很多人在夏天带来了一个舒服的感觉。很多中国今天的电影，完全就是为了把这个钱骗回来。我相信筷子兄弟在做微电影的时候是没有商业模式的，我才敢说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理想在里面。肖央做这个电影花了5年，绝对不是商业，商业花5年时间的话，早就崩盘了。5年还不能做点别的事情挣钱吗？商业分有道德的商业和没有道德的商业。我做电影，希望对得起观众花的钱，这是一种商业道德。”

　　 柯利明的儒意影业投拍的一些电影《致青春》、《小时代》、《老男孩》，有一个共同特点：在电影出品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粉丝群做基础。柯利明同时做电影和图书，希望二者互为影响。“我不是拍脑门去选一个题材，或者拍脑门去用一个新导演。一定是我跟那个新导演接触和了解，知道他的创作状态，和他的东西结合会有化学反应。我是相信数据的人。你看，《老男孩》在网上有那么多的点击量。辛夷坞的书在网络上很多是免费的，读者为什么还会花二十几块钱买纸质书回来看？心理学里面有个典型的赌马效应，就是我曾经关注过这匹马，有一天我没有钱，但我一看这个马正在跑，我会关注跑到什么地方了。如果读者有精力和金钱，他一定会去电影院看。读者到观众的转化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我会有一个预期。”

　　 《变形金刚4》北京首映式上的亮相，只是儒意影业和派拉蒙合作的开始。柯利明说，在《忍者神龟》、《终结者》中，儒意影业会从派拉蒙分得一些投资份额。而儒意的一些图书中的国际题材，也是派拉蒙感兴趣的。“我们达成了战略互换。”

　　 给《老男孩猛龙过江》取景的时候，肖央才第一次去美国。为什么要去美国拍？“大家都会觉得遥远的地方有神秘的吸引力。长久以来，比如香格里拉，就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一个美好的东方世界，其实香格里拉这个地方跟文学作品中的是一回事吗？对美国的看法，中国人也一样，来源于多种多样的影视作品的一些拼贴，这个挺有意思的，美国是一个心理真实的美国。”

　　 柯利明说得更直接，没有太多考虑，到美国去拍，就是形成反差。

　　 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所有的距离都缩短了，世界已经是平的了。“在互联网时代，怎么做电影？”我问柯利明。

　　 “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的电影最大的优势，就是民主。微电影是一票一票点出来的。大电影，不好你直接可以写‘不好，我有意见’，然后，马上我们就能看到。互联网给了我们很多直接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能够直接学习。”

　　 柯利明读高中时就去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一直读到硕士毕业，他之后从事的是金融工作，那是更赚钱的行业，但他转行做了电影。

　　 “因为热爱和喜欢，我对金钱有欲望，但我更喜欢电影。世界上很多东西你如果用钱看，那是没法评估的。《老男孩》的一个粉丝曾给我们打电话说，曾经想自杀了，他的一个同学跟他讲，有个微电影《老男孩》，你看一看。后来，他见到我们，跟我们讲，他说看完《老男孩》以后他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的人跟他一样生活得不如意，时间就像一把刻刀的确改变了我们摸样！他因此而释然了。《老男孩》值多少钱？《老男孩》那种真挚的情感，是没办法用金钱衡量的，中国的电影票房两百多亿，但是它实际上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价值。”

　　 对于中国电影，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起码是个好时代，我不敢说是个最好的时代，我也没有见过。小时候我想拥有一辆拖拉机，觉得那很牛逼啊，那是我的梦想，但是，现在，我竟然还拥有了汽车。我们的口味是天天在变的，天天让我吃方便面的话，过两天我也会去吃烤肉，我喜欢美的东西和好的东西，电影能带给我这些东西。”柯利明说。

　　 电影工业的主要构成是有号召力的导演。肖央喜欢黑泽明、宫崎骏，用他的话来说，他喜欢那些动真格的导演。“拿出最热忱的赤子之心对待作品的那种人，不管拍哪种类型，都是很有力量，不是说掏枪才有力量。”

　　 《老男孩》主题歌里唱：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你觉得你实现当初的愿望了吗？”我问肖央。

　　 “实现了一部分。”肖央说，“我上大学的愿望就是做一个中国当代年轻人的文化品牌，能够表现努力生活的普通年轻人的情感和趣味，当时是很模糊的想法。我现在希望把‘老男孩’做下去，‘老男孩’是有缺点又有梦想的普通人，我对这很感兴趣。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有什么啊，好像什么都没有，需要认真去做一些事情，找到一些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