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扎堆、知识产权密集、生产流程庞大的电影工业，还要导演拉着条幅讨薪，则显示出了中国电影界的不够职业。

　　我们村出来干建筑的多，以前年底常帮他们讨薪，但李电魁不需要帮忙。某年他在河北干活，包工头欠薪跑了，一天有人发现包工头下榻的旅馆，李电魁率人包围旅馆，等到半夜，大喝一声“农民工讨薪”一冲而进，拉网搜查每个房间找到包工头。谁知包工头找机会又溜了。半年之后，有人在北京发现包工头，李电魁直奔北京，堵到之后扭到马路上，掀开一下水井盖，让包工头脑袋朝下，问：“给不给工钱？喊到三我松手。”包工头哭爹叫娘，当即付清欠款。

　　《李电魁讨薪记》让我大笑不已，此非正道，但在爬高跳楼政府门前下跪的风气里，剽悍的农民工不需要解释，至于法律，他们是不相信的。高群书讨薪，让我想起了我们村的李电魁。

　　在导演行里，高群书是个另类，别的导演多有组织，他像个电影个体户，吭哧吭哧写剧本，辛辛苦苦拍电影，被欠薪了先是忍着，不托朋友不找组织不请律师，忍无可忍一声暴喝指名道姓开战，“农民工导演”本色一览无余。平时只见电影人合起伙来圈钱，出血的多是地方政府、企业家和煤老板，制片人跟导演是小伙伴关系，像这样导演找制片人讨薪的不多见，即使欠钱也都是私下解决，所以高群书这事应该是个案，不代表电影圈普遍规律。

　　导演公开讨薪，比起李电魁是一个进步，但在知识分子扎堆、知识产权密集、生产流程庞大的电影工业，还要导演拉着条幅讨薪，则显示出了中国电影界的不够职业。制作人觉得拍电影赚钱，就组个班子拍电影梦想发财，赔了扭头就跑赖账不还，没契约精神也不管个人声誉，实在太过业余，这样的公司和制作人在电影界还不在少数。

　　导演是电影工业的核心环节之一，在他背后，应该有运作规范的公司投资，有严谨细致的合同，有专业的制作人，有专门的法律团队，一旦发生经济纠纷，诉讼程序自动开启，根本不需要导演赤膊上阵。在严密的电影工业中，每个环节都有专业人员，导演的工作是拍电影，演员的工作是演戏，律师的工作是追债，工会的工作是维权，助理的工作才是发微博。在这起讨薪事件里以上都没有，导演薪水被拖欠两年，男主角薪水一分未得，律师、工会不见踪影，让导演自己去讨薪。我们经常探讨跟好莱坞的差距，审查制度、分级制度、制片人制度和剧本说一大堆，要我说，基本的商业精神与法律环境差距一点也不小，都够非专业的。

　　可惜的是，《神探亨特张》获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如果商业运作得当，这部电影长远实现盈利是可能的；即使不盈利，对于电影公司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拍了一部好电影，本应有一个好结局，但现在事件闹到这个程度，电影公司扮演“老赖”，电影导演客串农民工，观众不看电影看街景，怎么跟《神探亨特张》似的，都业余客串上瘾了。这是双输的局面。

　　赶紧告吧。（潘采夫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