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迎来再次消费明星的时代

　　2012年，综艺节目中《中国好声音》一枝独秀，浙江卫视也因此力压湖南与江苏，成为名正言顺的“综艺前三甲”。2013年，湖南卫视率先推出的音乐节目《我是歌手》，把已经成名成家的歌手推上PK台，成为2013年第一季度收视率和话题性遥遥领先的综艺节目。短短数月，不仅捧红了黄绮珊、杨宗纬等名气欠佳的实力歌手；也让不少“过气歌手”如齐秦、陈明、辛晓琪等回炉焕发新的价值；节目中的歌曲一直位居着各音乐网站试听榜的前列。伴随着越来越多人更专业的音乐讨论，《我是歌手》广告价格一路高涨。

　　如果说，2012年《中国好声音》凭借新颖的节目模式（转椅、盲选导师制）制胜；节目模式并不具有颠覆性的《我是歌手》走红，则是因为电视找到了更好的消费明星的方式——真人秀；专注于音乐的态度，则让一贯被批评“娱乐至死”的湖南卫视，这次也拥有了不错的口碑。

　　在大众社会，聚光灯下的明星是电视消费的“宠儿”。早期明星出现在电视上，更多是作为表演嘉宾唱歌跳舞，与大众的关系是单向性的“被看”与“被看”。世纪初，大量访谈类节目以明星为对象，着重挖掘明星背后的故事。大量的节目与过度的曝光，导致明星的神秘感消失，“可看性”降低。明星访谈类节目衰败，真人秀节目兴起。

　　早期的真人秀节目主打“草根牌”，《超级女声》是其中最知名的代表。相对于经过专业化包装的明星，草根未经修饰，荧屏上的表现更具有偶然性和真实性，也因此更有“可看性”。过度开发，草根真人秀节目逐渐远离专业性、陷入“挖掘背后故事”的怪圈——2011年最红火的综艺节目《达人秀》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选手们各个有着愁云惨雾的过去，“达人秀”变成“悲情秀”；随后更有不少真人秀节目选手被爆编造悲惨身世。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场即好评如潮，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四个实力唱将竟然“如此性情”，那英光脚唱歌，杨坤屡屡情不自禁——明星的举止，成为真人秀的一部分。

　　《我是歌手》则首次以“歌声”闻达的歌手送上PK台。面对有投票决定淘汰谁的观众，歌手们不仅需要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还需要巧妙地讨好拥有投票权的观众，以及小心翼翼地维持表面的和气与体面。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通过歌手演唱的曲目、唱得如何、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更丰富、直观地了解这个“人”。尚雯婕的勇敢、杨宗纬的淡定、黄绮珊的“低唱商”，都是节目中歌手真人“秀”的判断。实际上，除开《我是歌手》，2013年，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分别推出《中国星跳跃》和《星跳水立方》两档跳水节目，卖点同样是明星在“非常态”的表现，因不可预测而具备“可看性”。经过明星访谈节目和草根真人秀，电视迎来了再次消费明星的大好时光。

　　歌星PK真人秀让《我是歌手》吸引了最初的关注从而一炮走红；能让节目走得更远则在于节目的专业性与纯粹性。2012年，《中国好声音》在精英阶层获赞的普遍原因在于“盲选”去除了除歌声之外所有的内容，让厌倦了炒作、表演得观众耳目一新；《我是歌手》则强调选手们“歌手”的身份、歌声的比拼、歌唱中所传达出的情绪与人生态度。与普通综艺节目相比，《我是歌手》的音乐班底和音响设备，可谓“顶尖级”；去除综艺节目常见的“背后的故事”，所有演唱无伴舞，让节目的核心元素归结为一个——“音乐”，依靠歌声的冲击力、感染力和表现力赢得比赛和观众认可。《我是歌手》播出后，一直被小众认可的黄绮珊引起最大争议。围绕着她的“唱商”、“招魂式唱法”、“power有余，love欠缺”等演唱的专业性展开了广泛的普及与探讨——这在既往的节目中，几乎是罕见的。

　　对《我是歌手》这个节目而言，歌手们翻唱已经流行的曲目，能够调动普通人的情绪，自然是好事；但对音乐市场而言并非而喜忧参半。一方面，《我是歌手》专注于音乐，与各种借音乐之名“作秀”的节目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大众投票的模式，会进一步鼓励参赛者演唱怀旧歌曲、流行歌曲来获得支持；选择原创歌曲、使用新颖的唱法，都是在做绝对的冒险。强调对音乐行业贡献的《我是歌手》，应该鼓励更多的原创，而不是一再消费流行和怀旧。实际上，对怀旧的过度消费也走不远——《同一首歌》也曾经以怀旧金曲红火多年，但在后三年，收视率却一再下滑，最终不得不被停播。

　　同一歌手不同时期的演唱、不同选手同一曲目的翻唱，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不仅会牵连起歌声与岁月相关的怀旧情绪，也会有对照比较后的新鲜发现。明星真人秀的可看性，音乐提供的共鸣，歌声牵引出的怀旧情绪，以及歌声中的新发现，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我是歌手》的魅力——是感动，是话题，也是谈资。但是，感动之余，我们也不能忽视对原创音乐的鼓励和支持，因为这才是中国音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