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继承 不走极端
产生和流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儒学，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近代的变革者、新学家正确揭示了这种历史局限性，指出儒家的诸多宗旨、观念、信条、大经大法并不是亘古不变、神圣永恒的真理和准则，这是他们的重要理论贡献。不过，他们对儒学的批判，因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普遍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并未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因此，近代的批儒批孔虽然轰轰烈烈，但对儒学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礼让、诚信、利他等并未作深入剖析和清理。而对传统儒学经过长期积淀、渗入国人心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层面的消极影响，有的尚未触及，仍留有“死角”。因此，对传统儒学继续作深入清理依然是我们今天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儒学诞生、发展于古老的中华大地，是中华先哲基于中国国情（自然的、社会的），解决中国问题，满足中国需要而作的理论提炼和创造。这种根植、发展于中华本土的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情感、智慧、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超越。这种自我更新无疑离不开本土民族文化之根。
传统儒学具有多重意蕴和价值，对今天的社会需要、时代需要而言，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又有负面的消极影响。因此，有人视儒学为“历史包袱”，以为只有甩掉它才能实现中国的振兴；相反，有人认为只有全面复兴儒学，甚至恢复儒学早已失去的统治地位、独尊地位，中国才能振兴。这两种各走极端的错误主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是有害的。对于来自这两方面的干扰，都必须加以排除。（张锡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