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的研讨会上,专家们的讨论让我联想起读鲁迅作品时的一些感触。关于鲁迅精神,大家谈得最多的一点,就是“立人”。这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反复论证得出的一个结论,在他看来,中国要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激越变革的时代,既有亡国的危险,又有破茧新生的希望。西方资本主义的肆意扩张,将中国逼到了一个背水临渊的绝境,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打算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设计一套背水一战、临渊一跃的方案,从而在世界文明的竞争中胜出。如果从龚自珍提出“自改革”开始,到20世纪初,已经过去整整100年,其间经历的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虽都已烟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来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思想先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针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称“希腊”,视西方文明为神灵,以为只要拿来,定能生效的风尚,他冷静地看到:这是“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他认为,要纠正这种偏颇,只能从两方面入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他所谓重个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人的个性,觉悟人的尊严,确立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人所以立,这是个基本条件。但他看到,社会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常常没有生存空间,结果是“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创新文化的可能因此变得微乎其微。他特别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这时的鲁迅,受到尼采的影响,思想中或有一些精英意识,寄希望于“一二天才之出世”,相信有所谓超人的存在,但说到底,他更希望人人都成为有个性、有尊严、有自我意识、能独立思考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