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的第一期《文学自由谈》上，何英以《无情的文学》为题，对当代文学的无情写作进行了剖析，认为当代文学干巴巴、冷冰冰地狂飙突进，已经远离了湿漉漉、黏乎乎的情感。
何英说，形式杂耍成了当代小说的惯性——《生死疲劳》，为了兼顾作家的形式创新焦虑，发明了六道轮回说，结果农民的可悲命运在历史的轮回中成了一出盛大的滑稽剧；《蛙》，形式实验就像影子一样缠着作家，最后还是来了一出话剧，不这样简直收不了巨著的场；《秦腔》，作者把自己抽离得太干净，他人的死亡、灾难都被匆匆记下，全都是细节等于没有细节；《古炉》，面对惨烈、动荡的“文革”历史，作者也能在平静而匆忙的细节和散板流年中消遁了惊涛骇浪，变成了直接套用的思维模式：一切都是人性恶的结果。
何英写道，文学类似于活态的一种文化生物，太要求生态环境的对应性适应性。好的小说应该在形式和意义之间保持平衡。现在是形式这条腿过度发达，已经虚胖浮肿。而意义这条腿严重缺钙，有时也狂补硬补一阵，但终究冰冻三尺。意义的成立从来不是玄虚的，正是从点滴细小的真实的物质基础做起。有些作家也开始以堆砌物质为能事：《天香》叠床架屋地做足了物质的功夫，一旦去掉过多的无生命力的赘生物，作者的人物也大多是无生命力的；《一句顶一万句》主张细节决定历史，细节则细节了，却仍然不放弃要写中国人千年孤独的宏大理想，一个心理事件被放大到跟民族的千年孤独平起平坐，作家的主观意志强硬异常，人物是他的牵线木偶，所以才能以超频的频率更换营生。
在何英看来，评论家也无情，他们往往自恃智力、知识优势，而不愿用心、用情；与此相关联的是媒体时代的无情，眼睛总是盯着功成名就的那几个。评论家真的应该把热烈黏乎的目光从几个作家几部作品中移开，去发现新的大陆或岛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