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国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文化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通过国际文化互动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的大小强弱来衡量，因而它和国际文化互动的强度和参与的程度呈正相关。
首先提出 “软实力”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原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他于1990年在 《政治学刊》、《外交政策》等刊物上，连续发表 《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等系列文章，后又出版专著 《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 《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提出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既包括由基本资源（如国土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实力构成的 “硬实力”，这是一种支配性的实力；也包括由文化感染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导向力、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赞赏和认可程度等要素构成的 “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最近，约瑟夫·奈发表的一篇文章《世界政治面临两种实力转换形式》，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他还先后发表了 《驳美国衰亡论》、 《中美都应避免实力错判》等多篇文章。他认为，实力扩散与大国间实力过渡一样是大趋势。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能打胜仗，更取决于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这预示着，在信息时代，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在显现为文化竞争，也提醒我们更加关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的文化战争和文化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近日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参加一个论坛时说， “中国经济至少还能高速发展20年，但同时要提防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消失”。据他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同时他指出， “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和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林毅夫先生的讲话，既不是如约瑟夫·奈所说的 “唯GDP主义”，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逆耳忠言。在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不能是 “人们的钱袋子鼓了，而脑袋瓜子却空了”。前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是，价值观的迷失和意识形态防线的全面崩溃，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从文化的功能来说，是指它的影响力、凝聚力、生命力和传播力。有些文化精品，特别是作为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世界经典等，是超时空的。我国古代的兵书圣典 《孙子兵法》，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美国西点军校、海军指挥学院和英国皇家指挥学院的重要参考书。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 《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布什总统时，惊讶地发现他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 《凯撒传》，另一本竟是 《孙子兵法》。在信息时代，我们更要重视被称为 “新的文化软实力”：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的传播力和杀伤力。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航空、重工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生产总值约占美国GDP的25%左右。据国内专家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文化影响力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是不相称的。
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向度应该是“以文化人”、“文化天下”。对内强调“以文化人”，充分发挥它的“凝聚党心民心”的功能，通过文化精品工程、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发展建设，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工程，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全面提升全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和价值的凝聚力。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凸显“文化天下”的向度，即“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价值的传播力。
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涌动不息。在这些“流”背后，都承载着不为人察觉的“文化流”。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化软实力工程乃是“国民性”再造工程，任重而道远。而讲述生动的、鲜活的、具体的“中国故事”，是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工程的一大关键所在。（柳中权 大连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