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一张“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接待国家体操中心领导费用支出明细”的图片被大量转载。明细显示，为接待黄玉斌、叶振南等一行17人，共花费16万余元。中国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和领队叶振南并未就此表态，天津市体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称毫不知情，教练赵奇则回应称“是网上炒作”（综合12月26日《南方日报》、《新京报》）。
161046元的招待费里，包括了住宿、游轮、打高尔夫球和领导家属的购物费等项目。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比如说给领导家属高达三万元的购物费，可能已经涉嫌行贿、受贿。如果明细坐实，当事人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是否是网上炒作，需要相关方面给予正面回答。
无论“招待门”是真是假，体育领域的行政化、官场病问题都值得重视。举国体制之下，体育领域普遍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式、集权式领导，在内部和外部监督双重缺位的情境下，体育领域恐怕也绝非净土一块。
在许多人看来，体育是一个很干净的东西，整个体育圈有竞技有市场，但是不应该有行政化。也就是说，官场病应该与体育绝缘。但事实上，在体育这个领域，大众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官场气。对于一些体育官员来说，他们或许有着对体育事业的热爱，但这其中，还有着对权力的贪恋，对利益的贪婪。
中国体操队巨额招待是真是假，有待相关部门正面回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类似黄玉斌这样的高层人士下去，地方屁颠屁颠地忙招待，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大众对体育的理解，黄玉斌们不应该称为官，最起码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官。可事实上，他们却被当成了官，不仅有级别，而且有权力，还享受一定的权力福利。当行政支配体育，人人以当官为目标追求时，必然会有许多异常的现象发生。
足坛反赌扫黑案件庭审第一阶段上周结束。足球领域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恐怕不仅仅是哪个人的问题。12月25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采访了涉案官员，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犯罪嫌疑人介绍了自己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经过。足球腐败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是由于权力的垄断加之利益的巨大诱惑，两者交织形成的结果。对于这些足协官员来说，他们把自己定位于官员，大权在手，没有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正如谢亚龙所感慨的，“你要说我是庸官的话，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当然，这时候不好说中国体操队会怎么样，但从其他体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来看，行政化、官场病现象是普遍的、严重的。
中国体操队巨额招待，到底是真是假，相关方面应该迅速予以正面回答。无论是真是假，整个体育领域的行政化、官场病，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体育与市场的对接，首先应该是管理体制的开放。放任“官场病”的存在，腐败就不会仅仅存在于足球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