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创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做客媒体聊创业话题时说：“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痛苦和孤独伴随整个创业人生。”
同样在昨日，2011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作家”和“富豪”的深度嫁接，每次都能招来舆论的强烈关注。从2006年开始，这已是第六回了。而上榜者，也都是些熟面孔。
比如今年是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分别以2450万元、1580万元、120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前三甲。而六年来，郭敬明每年都进入榜单前五，累计版税已经高达9700万，有望开启作家财富“亿元时代”。纵观这几年的榜单，你会发现，创富也已然成为一些作家的文化生活方式。
可是，以自己团队的力量，持续关注和竭力呈现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制榜人吴怀尧，这几年却一直面临一个尴尬，而且这还是一个年度性季节性的尴尬——每年榜单发布时，与空前轰动的关注效应如影随形的，总免不了那此起彼伏且持续多年的舆论争议。
争议大致来自两方面，一是圈外的公共舆论层面：“用金钱衡量文学折射作家悲哀”，“中国作家富豪榜只是庸俗的客观，文坛不能空有富豪没有文豪”……另一种则是来自圈内的当事者，比如不少作家集体“不领情”，有的作家称吴怀尧调查的数据准确，有的出版商则说不靠谱，也有作家说富豪榜出来前，大家最关注的是其作品本身和所做的公益事业，而上榜后，大家的关注点都转移了，这对自己造成了一种伤害。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笔耕致富合情合理，远离作家富豪榜不过是假清高”。而如果说有能力上却不愿上榜的作家，是清高或者矫情，那么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的作家或者说文化从业者，竟然连这种清高和矫情的资格都没有。这或许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悲哀。
调查表明，国内版税收入过亿的作家只有寥寥数人，历年登榜作家累积不过百十人，绝大多数作家在收入上处于绝对弱势，大多数写作者稿费收入维持生计都困难。或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吴怀尧这些年一再对外强调，自己制榜，是“要向通过汉语写作合法致富的作家们致敬。”
他认为作家富豪榜“是中国作家告别文学奴才的标志”，在这个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的时代，传统中国作家，大都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种土豆卖土豆，极少有作家种土豆卖薯条。文化附加值提炼，并未得到应有重视。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工作者，若总是背着清贫十字架，未必都能像曹雪芹那样苦心孤诣整出一部惊艳世界文坛的旷世名著。庸常情势下，一个连生计都无着落的文字工作者，是难以用独立的思想内核，创作出散发自由独立精神光芒的文化作品的。
而近年上榜作家中，不少已经完成或整经历着从纯粹写作到多元文化资本运作的转型。其中转型最成功的，无疑是商人郭敬明。他现在的身份中，上海最世文化董事长和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几乎和“作家郭敬明”这个符号一样出名，也早已是其创富的主要驱动力。
可惜，这样的创富神话可遇不可求。大部分文化从业者的境遇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传统中的经典文人意象，不是隐身世外躬耕陇亩，就是疏影横斜梅妻鹤子。基本一副不食人间烟火，只事青灯黄卷的化外高人形象。可是，看到这些读者用脚投票选出的上榜作家，你会发现“君子固穷”的念头该改改了，文化创富，展示了更丰富的现代意蕴和价值阐释。这样的文化财富精英，不啻一个个市场化写作的标杆，并且拓展了大众阅读文化路径。
中国文化发展，需要更多这样的创富作家，需要更成熟的文化产业理念和操作。创富成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不仅作家，而是所有文字、文化从业者都凭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文化大国、文化软实力才会有最真实最生动的诠释和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