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冯骥才对记者说，在文化上自己“是个失败的人”。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以来，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比如，他多年前就开始批评全国流行的“旧城改造”，多次呼吁市长们和地产商们给城市多留点老房子，多留点记忆，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结果令他灰心，“我们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见11月8日《中国青年报》）
大名鼎鼎的冯骥才承认自己“失败”了，可我们怎能忘记他的努力与劝告——“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是不能够轻易被产业化的”、“一些地方政府要拆一片历史街区的时候，往往不听专家的意见，却只是让专家去论证他们拆历史街区的正确性”……或许这些言论已被公众和社会铭记，然而不断需要面对的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力感，令这位老人深感挫败。
在冯骥才先生眼里，“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曾表示，“几个城市的俯瞰图放到一起，你都没法分辨哪个城市是哪个！”而见诸媒体的不少事例，都表明文化景观保护过程中不顾及文化价值地过度开发用于商业或旅游发展，一些文化遗产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无论是制止权力扩张还是抑制市场欲望，都需面对一个迫切问题：经济开发重要，还是文物保护重要？如何破解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解开保护和开发纠缠的死结，是走出文化遗产保护“失败观”的必然。
进一步说，一是应防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异化为攫取经济利益的筹码。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时权力的直接参与热情远远大于监管，不是积极为文化遗产保护搭台唱戏，而是跑上台去自我表演，其目的在于尽快将文化遗产保护做大做强，做出经济收益，甚至把某些变形的政绩观隐匿其中。
二是应抛弃实用主义思维，站在文化和文明传承的立场上来看文化遗产保护，而不是掉进功利主义和利益至上的陷阱中。必须反对畸形开发，反对不遵循客观规律、不尊重历史、急功近利的开发；反对不惜牺牲环境、牺牲珍贵历史文化资源、牺牲整体形象的破坏性开发，淡化进而祛除经济利益思维，而不是盲目追求经济效益。
曾有论者说，我们保护古建筑的最大热情，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情感，这多半是在教育中养成的，却不是来源于保存历史信息的科学逻辑；而促使我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力量则是现实利欲。根据这样的逻辑，当我们不以政绩和利益的目光打量文化保护时，才算真正读懂了冯骥才先生的无奈。（朱四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