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文化立国”的愿景，还是“文化再造”的呼吁，如此战略性命题，我看到的更多是工具理性的斑驳陆离。经济崛起背后的文化认同，政治共识催促的文化改革，这些确实重要，然而如何真正实现文化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的多元融合，维持文化合理化程序的畅通等显得更为紧迫。
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要“中国化”，明显体现出文化价值本身，并不具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眼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而“受制于生活世界在具体文化中的视界”。因为两种不同且不具有共同语言的文化体系要实现交融，成为“规范共识”，不得不解决好无共同语境的文化之间的外在融合关系。一则显例是，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的儒家文化，不断吸收道家等其他文化的“合理因子”，进而在形式有了某种普遍性效果。
回到中共近期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主题上来，所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的前提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全幅武装。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一直就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这一价值领域中的冲突或困境如何化解，就取决于以政治认同为取向的文化系统的合理化过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价值的移植国内，成为了一种文化预设，或国内文化价值融合的主流，这自然不可质疑。
吊诡的是，另一方面当我们以难得的“文化自信”（抑或是“文化自负”？），向世界宣扬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时，孔子成为了代言人（当然曾有某位商家的恶搞，孔子也曾穿过西服），在全世界建造“孔子学院”，这当然不是意味着孔子这一象征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世界视阀中孔子更为知名，这得益于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极力鼓吹。那么，所谓“文化再造”、“文化崛起”，烙上了过多的策略意识或工具理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合理化过程会表现出一些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但这些因素的色彩过于浓烈，自然有其内在机理。最主要的症结或许就是文化自觉并没有真正的内化，仅仅过多停留在将一种文化与另一文化领域的群体发生关联，并非找到文化个体之间的内在融合路径，或没有给予机制保障，未能真正发挥体现于个体的文化影响力，因此便无法消弥世界观解中心化过程中的特定群体所面临的“价值观困惑”。
文化的多元融合，与两个以上个体之间实现理性沟通的方式基本相似。按着哈贝马斯区别于卢曼“系统理性”的“交往理性”概念，话题的参与者之间实现理性沟通，必需在“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三个世界或层次上发生联系，做更多的认识区分。或者说原本持不同异议的价值群体之间，有必要首先形成达成共识的“前理解”或语境，建构起共通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程序过程中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或主体的真诚性及本真性等，构成了普遍的有效性要求。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内在融合，更是文化向外发力的逻辑起点。
诚然，“文化再造”或合理化过程背后的现实意义，无疑是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方向推进后，急需更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感。政界学界甚至民间思想界，如此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意识，而聚焦于文化命题，凸显出高度的“文化自觉”。虽然向外展示难得的“文化优越”，外在的持续推广必不可少，但更需要的是根植于内部或注重文化，文化融合过程重构内在关联，如此才能真正在文化合理化过程中消弥“价值观困惑”或走出工具理性的范畴，以此真正激活文化生命力，扩大文化声音的分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