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晚，北京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一对夫妻在开车刚要拐入小区南门时，因减速遭到后面一辆无牌宝马司机和一辆牌照为晋O00888的奥迪司机殴打。夫妻头部被打流血。两打人者欲逃离被控制。经核实，宝马司机15岁，无驾照，系歌唱家李双江之子。（9月8日《新京报》）
实事求是地讲，“李双江儿子打人案”有其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冲突的滋生演变成单方面的暴力殴打，原本寻常的纠纷也悄然上升为强势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垒——倘若伤人者没有“李双江儿子”的身份，肯定招徕不到这么多的眼球。而一起孤立的事件，在精英二代们群体性嚣张的社会语境中，迅速放大为甚嚣尘上的公共事件，名声显赫的歌唱家李双江因为“教子无方”被置于社会舆论的炙烤之中。
个例的存在或许与“家教”有关，“养不教父之过”的责任难辞其咎。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李双江的儿子们”越来越“傲特曼”，几乎雷同的典型“特质”出现在一个群体身上，这就不再是一个家庭问题、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精英二代如今所面临的社会评价环境，日渐恶劣。但“问题”虽然出在这些出身于权贵名人家庭的孩子身上，但“根源”却并不在他们身上。先天生活条件太优越，零花钱多得花不完，岂能不奢侈？衣食住行都有过量的供给，岂能学会独立？天然具有超越社会常规的资源与特权遮蔽，又岂能不傲慢？举例来说，炫富、奢侈、寡善，已经成为很多中国新富的“通病”。财富的无序挥霍和浪费，传统人文精神的流失，直接导致了财富伦理的不健康。快速累积财富的同时没有塑造起优良财富伦理，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选择无一不在影响着子女后代——我们经常批评富家子大把烧钱，岂不知他们的父辈比他们还奢侈。
更重要的是，精英后代们从父辈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荣耀的家世名望，还有通过各种渠道集聚的“超国民待遇”。李双江的儿子15岁就能无照驾驶宝马，车里还放着据说是假的冲锋枪，相关奥迪车自2008年9月4日开始到2011年8月31日期间共违章36次，却都未得到处理——这意味着什么？在被推上道德审判台的炫富和傲慢背后，是有关部门的失职甚至是纵容和庇护。
如果不是突发性的暴力伤人事件，无照驾驶的李双江儿子和违章上路的奥迪车是不是会长期“奔驰”下去？而又有多少没有被曝光的无照驾车的宝马公子哥还在肆无忌惮地上路？
普通人家的孩子15岁没有宝马开，开了宝马也不敢无照驾驶，即便无照驾驶也绝不会密集违章也“逍遥法外”——如此种种，要说“李双江的儿子们”没有特权保护伞，谁能相信呢？倘若没有多重的“三千溺爱于一身”，他们怎么可能越来越“傲特曼”。一言以蔽之，超人“傲特曼”不是一天“炼”成的，需要反省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还有特权和财富的拥趸。这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