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8月6日《重庆晚报》)
尽管如今社会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渠道也在增多。但客观地说,对于农村的孩子,高考依然是改变其命运的最根本途径。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除了通过高考改变身份之外,只能以打工的方式接触城市——当然,还有其它的方式,但都是“非主流”的。而农民工从来都是一个尴尬的身份,非工非农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既难回乡、又难进城。
所以,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还是高考。高考对于他们不仅是一次人才选拔机会,还是一次命运改变契机。事实也是如此。在恢复高考之后,无数人因为高考而实现了命运的改变,而这些人中很多就是那些世代为农的农村孩子。如果没有高考,也许他们的命运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依然辛苦地在田间劳作,或者带着无限的憧憬和羡慕在城市打工。
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在降低,首先意味着农村孩子的竞争力在下降,在现有的考试规则和选拔模式下,他们的竞争力比不过城市的孩子,比不过过去的前辈；其次,是农村孩子的就业能力在下降,众所周知,就业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事情,还与其家庭的社会资源有关,当农村孩子自身的文凭不过硬,而家庭又帮不上忙时,其实际就业情况可想而知。
因此,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对“知识改变命运”认知的破灭——现在的农村,有多少家庭还单纯地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太多没有找到好工作和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村大学生,让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产生了动摇。在就业难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期待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可问题是,考上重点大学的难度却越来越大。于是,在农村孩子身上出现了这样的循环:考不上重点大学,找不到好工作,成为负面的典型,更多的孩子被期待考上重点大学,更多的孩子考不上重点大学。
更广泛地看,就会发现,难考重点大学只是农村孩子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农村的教学资源和升学待遇难与城市相提并论,他们接受的教育质量相对较差,得到的待遇相对偏少；在就业的过程,他们更多是在单枪匹马地硬闯；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买不起房,因为他们没有家底可以付首付,结果只能在飙涨的房市中,被远远抛下。这些问题会带来挫败感,会让人产生焦虑。人民日报所列举的三重焦虑:就业焦虑、身份焦虑、财富焦虑,在农村出生的人身上更为明显。
所以,在观察农村孩子考重点大学越来越难时,应该有制度的视角和权利的视角。从本质上说,农村孩子难上重点大学,不过是一系列权利不对等之后的结果,也不过是权利不对等的表现之一。除了这个现象之外,还有更多的类似现象需要警惕。此时,单纯地强调“知识改变命运”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单纯地强调奋斗改变人生也失去了励志的价值。这时,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带来信心,只有权利保障才能注入动力。当权利保障越来越完善,当每个人的际遇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时,人们才会重拾“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觉得自己的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