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因环境大变而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坚守并且以变应变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至为重要，除了要求批评家自律，还需要建设批评家独立的体制与机制，使得批评家能够挣脱商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树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网络时代，文化批评众声喧哗却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
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众声喧哗。当博客、微博和手机短信息如同春天里的蒲公英，小风一吹就铺天盖地沾满身上，我们都会发现，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一路走来的文化批评，从机制到形式，都已经变异。
当然，这种变异，首先彰显了文化批评的民主化。自古以来，语言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从来分配都不是公正和公平的。旧式文人把持着批评，就像把持着玻璃旋转门的势利门童，只允许少数人进入，把大众排斥在门外。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打破了这扇看似高雅却壁垒森严的门，让任何人都能出入自由。这无疑是对以往文化批评世界的陈胜吴广式的造反，是一种语言资源的“均贫富”。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网络让大众在手指敲击间，泡方便面一样热腾腾做成了“人人成为批评家”的梦。
但是，众声喧哗、嘈嘈切切错杂弹，却由于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交响。原生态和浅表层的热闹，并未种成灿烂的花园，还是芜杂。为什么在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化批评如此这般？
批评的锋芒消失在庸俗狂欢的灯红酒绿之中，遑论操守伦理？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批评未能坚守、也未能重建自身的伦理，结果在如此欣欣向荣又如此乱象丛生的大众文化面前，显得阵势凌乱，力量虚散。所谓伦理，就是文化批评应该具备的道德与义务的准则。
当商业大潮冲击文化，消费主义携带着众多利益诱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之时，段子替代了小说，顺口溜替代了诗，“知音体”替代了报告文学，搞笑小品替代了相声，堂会式的晚会替代了电视艺术……与此相对应，文化批评自然便也出现了红包批评、宾馆批评、旅游批评、报纸整版买断式批评、媒体娱乐档的八卦批评……种种“利益化批评”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为金钱与权势的跟班，就是成了“愚乐”的附庸。特别是资本进入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文化工业之后，文化批评成为文化工业生产链环中的炒作代言人，更使得旧有的文化批评机制与范式分崩离析，在自身欲望和商业口味的双重裹挟下，批评的锋芒消失在庸俗狂欢的灯红酒绿之中，遑论操守伦理？
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因环境大变而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坚守并且以变应变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至为重要，必须和毫不羞耻地为红包的区区小利就断送批评的尊严和品质的行为决裂。这是批评伦理的底线。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求批评家自律，还需要建设批评家独立的体制与机制，使得批评家能够挣脱商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树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
树立文化批评的权威性，最是关键。文化已经多元化，不同的声音多了，更需要定海神针般的权威声音，就像需要好驭手，才能使大众文化不至于成为脱缰野马，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这种权威性的树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钱的力量，而是对于当下大众文化的深刻研究与认知，在此基础上作有力量的发言。
以当前的电视剧为例。再没有一个国家的电视剧，能如我国这样发达的了，其制作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播放之密集，均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面对我国每年生产15000部电视剧这样惊人的数字和这样鱼龙混杂的现实，我们没有像样的批评为其排毒养颜，为大众沙里淘金，而是任其自然泛滥。对那些拿历史当玩偶的戏说、将爱情当幌子的乱爱，对回避真相而扭曲或粉饰现实的粗制滥造，对肆意搞笑浅薄不堪的家庭肥皂剧、跟风随意编造的谍战片，对经典名著一窝蜂地一掷千金而随心所欲的奢华翻拍……种种充斥荧屏的电视剧乱象，我们看不到批评的权威，看到的只是制作的“霸权”。针对工业和商业模式的运作操控和畸形竞争，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教授早就说过，文化工业可以产生快感，但“此类快感不是大众的快感，而是霸权式的快感”。也就是说，所谓快感是这样的电视剧的生产商为了收视率及其相应利益强加于大众的。对这样的“霸权”，我们的文化批评无所作为。
作为大众文化一种最常见也最易被接受的形式，没有比电视剧和大众关系更为密切的了。我们的文化批评对此都如此力不从心，其他方面的文化批评更加乏力虚脱。可以这样说，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在网络时代，准入门槛都已很低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批评，都更需要以伦理来约束和支撑自身；两者之间的关系理应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前者办晚会发邀请，后者沦为盛装的出席表演者。（肖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