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浙江省体育局机关报《体坛报》上的一则退役运动员集体求职信息，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当中，包括了游泳世界冠军杨雨等一批著名运动员，都刚刚通过了培训，拿到了教师资格证，希望在学校找到一份工作。浙江省体育局负责人称，帮退役运动员登报求职是一项创举。（《山东商报》1月29日）
包括体育部门在内的政府单位，会用、善用媒体等信息渠道开展工作，当然要算是一种进步。但据此就要称为“创举”，恐怕有点小题大做了，首先，一省体育部门的机关报，意味着只在本省体育系统内发行，在这样的报纸上刊发消息，原本跟下发文件没多大区别；其次，在各种正常或非正常退役运动员中，能得到培训机会、获得上岗证且有较辉煌的运动生涯的人并不多，换言之，这样的人具有一定稀缺性，若改用媒体宣传之外的方式，也能相对顺利的推荐上岗。
此外，包括民办教育在内，一省范围内，中小学办学规模、招生数量等因素决定的体育教师数量是既定的，不可能因为加强校园体育而大批量提高师资力量引进的数量；各级地方还将接收本地生源、非退役运动员身份的体育院校大学毕业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学接收了退役运动员，就必然减少对院校毕业生的招人数量，由此必然带来对地方体育等主管部门的社会压力。
就算这种推荐经培训、持证的退役运动员就业的方式可以持续存在，其适用范围也将受到严重限制。因为，中国体育现有的举国体制下，在少数光鲜的成功者背后，还有许许多多运动成绩并不突出的“失败者”，他（她）们是官员和体育专家们口中“运动基础”、“XX人口”的基数所在，即便被纳入前述方式推荐就业也很难成功，何况政府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来保证其中每个人的就业。
但不帮这些人推荐就业、解决生计，又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为了保证竞技及其选拔的效率，堵截了自由进出的通道、消除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运动员不能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学习成长；由此一来，竞技、选拔的失败者，在体育之外的领域内也将成为毫无优势的生手，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退役运动员就业难问题的奇特之处在于，如何解决问题非常简单（彻底改革和调整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但主管部门始终不愿正视关键原因，不肯按照正确的方式破题，反而——要么就是借极少数明星运动员的良好出路，来搪塞公众的关切；要么想出花样百出的噱头，“新举措”、“新创举”漫天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么就由此提出不现实的国家财政包揽（所有退役运动员就业）的方案，搭建起一种非此即彼的问题架构。说白了，尽管某些人口口声声说着“以人为本”、“群众体育为重”，实际所做的却是为了金牌和优势运动项目的形象，甘愿牺牲“塔基”一批人、N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