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在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地位，不用我来赘述。有人把它称作中国的《哈姆雷特》，王国维认为此剧“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说的都是它作为经典的价值。我一直觉得，把它改编成电影，也会极富现代性和感染力。但我看了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后，非常失望。如果允许我下一个结论，我想说：陈凯歌对《赵氏孤儿》的改编，破坏了这个悲剧；或者说，他没有读懂这个悲剧。
《赵氏孤儿》是一部元代杂剧，故事取自《史记》。然而在电影中，陈凯歌却对杂剧中的经典之处，都做了删除和弱化处理。程婴的主动献子，是杂剧对《史记》的重要改动。而在电影中，程婴献子却变成了一种阴差阳错的无奈，这种处理看似人性化，但等于取消了这个悲剧的核心。
杂剧《赵氏孤儿》是一部典型的类型剧，前半段它只有一个循环的戏剧动作：自杀。从公主自杀、到韩厥自杀、再到公孙杵臼自杀。赵氏孤儿既是正义的符号，也像死亡的接力棒。每个与婴儿相关的人，都通过自杀完成了对婴儿的拯救和对自我形象的确立。程婴不仅献出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忍辱偷生也是一种变相自杀。这死亡的一次次叠加，让这个悲剧的氛围异常恐怖。这种情境纯粹化的手法，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并不常见，这也是它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赵氏孤儿》用几张义士不同的面孔，共同塑造了一个饱满的义士形象。然而陈凯歌却轻易地取消了韩厥的自杀，让他像幽灵般活着。公孙杵臼也由自杀被改成他杀。这些做法不仅破坏了原先精致的戏剧结构，也使得这组义士的群像变得苍白而干瘪。
最荒唐的改动，是略掉了程婴与公孙策划献子拯救全国婴儿的计谋。无论《史记》还是杂剧中，这个桥段都特别感人，“争死”与“死易立孤难”的故事，成为古人传诵的典故。也因为这个计谋，使程婴背负了出卖公孙的骂名，不得不被屠岸贾收为门下，忍辱偷生20年，孤儿也因此成为仇人的义子。可以说，这是引出下半部故事的一个重要戏剧动力。去掉了这个环节，程婴主动投靠屠岸贾就变得让人无法理解。杂剧中细心地把《史记》中的复仇时间向后延迟了5年，也是为了表明复仇是孤儿成年后的自主选择，并非受他人蛊惑。然而陈凯歌却改回到15岁，于是我们看到的结局，成为一个孩子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复仇闹剧。前面所有累加的悲剧力量，到结尾时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陈凯歌之所以对《赵氏孤儿》作出种种误读，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复仇与正义的关系认知模糊。儒家一直强调在法律失范的情况下，复仇是具有正义性的。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当社会和法律无法对罪犯实施惩罚时，儒家把个人的复仇，看作是彰显正义与天道的一种合理手段。《赵氏孤儿》中的几位义士，在婴儿无法主宰自己命运时，保留复仇的火种其实是在替天行道。《赵氏孤儿》的经典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对正义的信仰上，所以《赵氏孤儿》表面看是一部复仇之戏，其实表现的是正义实施的理性庄严。正义终将伸张，是它的真正主题。
改编古代经典，至少应对经典中奉行的价值核心有基本的理解和认同，否则你可以去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如果按照现代价值随意篡改经典中的核心故事，这种改编等于在制造文化笑话。当我看到片尾葛优扮演的程婴，白色长衫上洇着鲜血，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向前走，而15岁的赵孤手足无措地跟在后面时，我知道，《赵氏孤儿》离一出大悲剧背道而驰了。□叶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