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整整10年前的一期对话节目，近来在网络上被人频频提及，主角是当时声名初起的韩寒。节目中，专家分析和观众提问，这个少年的成功屡屡被质疑，从经历到个性，他被审视的目光评头论足。不奇怪，如今许多韩寒的拥趸看后忿忿不平，并把满腔恨意直直抛到10年前，质疑栏目组的用心，嘲笑专家的分析，鄙夷观众的“唧唧歪歪”。
最受追捧的评论是，节目中作为“好学生”来反衬韩寒、来“歌颂中国教育的好”的女生黄思路，北大毕业到了美国，嫁了美国人；而韩寒，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辍学小子、被认为破坏“80后”形象的人，10年后继续留在中国，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评论沿这一逻辑继续。有人拎出北大女生马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她借提问机会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引来叫好声，结果嫁了美国老公，去了美国。还有人提到哈佛女孩刘亦婷，当年声称准备报效祖国，满载国人的期望，结果在美国做基金高管。多数评论认为，这些一度风云的青年人，衬托出韩寒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核心之一，在于坚守中国本土。
话题由此引至“爱国”。学者郑永年曾分析过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前者主要指留学，后者主要指移民)，他引用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关于公司、组织和国家如何衰落的理论，指出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成员的“忠诚”，即如果成员“退出”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成员的忠诚？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
郑永年的判断是，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与其他社会一样，占有知识和财富的是中国社会中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内部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当初韩寒的辍学，即选择“退出”他认为束缚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但他在更高的价值层面显然并未“退出”，而是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声音”机制，持续地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生活的社会发言。
坦率地说，目前的“退出”潮更多是基于理性和现实的选择，或求自我发展，或求自我保护。这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窘境：基于情感和心灵的选择，几近枯竭。
记者卢跃刚曾深入研究过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尤其打动他的，是科尔奈思想的源泉、思想的主体、思想的根本，在于他的民族、他的祖国。科尔奈受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在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但在签订协议时，科尔奈提出一个要求，要有一半的时间待在匈牙利。
在卢跃刚看来，整个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从肖邦、斯梅塔纳，一直到科尔奈，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把祖国作为自己思考的背景和舞台，更作为自己思想的归属，这个特点让人感动。“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的知识分子，这样思考的姿态、方式，特别值得中国的学者、中国未来可能的思想家们效仿，或者做参考。”
我们的经验里，某些虚伪或异化的教育导致了信念的庸俗化。实际上，这种围绕着“祖国”思考问题的情怀，这种真实的“爱国主义”，在今日尤其应当予以推崇。
但愿有更多这样的人——基于我情感的选择，我不退出；基于我内心的选择，我说出来。
回到10年前那期节目，对话中有一个暗含的主题是，“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管是10年前，还是今天，这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韩寒的辍学，他的桀骜，他的反智倾向，都非普遍的需要。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我们需要一些留在祖国的人，一些能真切地感受这片土地的乐与痛，并加以描述、提供解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