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播上，常会有一种现象：好东西未必卖得好。老天并不总是有眼的。比如外国作家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是名家，有的很火，比如卡夫卡、海明威、川端康成、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有的作家也很杰出，但是却没什么影响，比如福克纳、加缪、谷崎润一郎。约瑟夫·T·肖认为：“各种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够发芽，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影响之大，估计连他自己都会惊讶。其实，马尔克斯之前已经来过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零星介绍过拉美文学，只是目光主要放在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对古巴作家，又集中在“革命”作家何塞·马蒂和纪廉，马尔克斯只是混迹其中，被贬为“腐朽没落”。
“文革”结束了，马尔克斯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有了一些马尔克斯作品的选译和评介，但是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仍然浓烈，误读仍然在所难免。比如对《百年孤独》中的一股旋风将全村卷走，阐释为：“这种虚无主义的答案证明作者感到了社会的弊病，但对弊病的根源及社会的前途还处于迷茫的状态。”
感谢“诺奖”，让马尔克斯第三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国人势利，信奉的是“成王败寇”的逻辑。既然获得了“诺奖”，自然就是成功了。相当多的作家是在这个时候跟马尔克斯套近乎的，当然是以“先锋”的姿势。
期待获奖、期待扬名、期待功名利禄，哪里“先锋”得起来？只能取巧。选其能碰的，绕过不能碰的。在中国，最不能碰的就是“写什么”这问题。即使获奖了，拿什么去领奖？所以中国的“先锋”们就只玩玩技术，比如叙事圈套，比如呼风唤雨，比如一开头就“多年之后……”，就连没有“魔幻”秉质的也喜欢这么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些作家不知道（但应该是明明知道），先锋首先是一种生存状态。一个遇到不平屁都不敢放的人，一个垂涎着获奖跟评委拉拉扯扯的人，一个热衷于教孩子读名著的人，怎么可能先锋？有了先锋的生存状态，才有了先锋的思维方式；有了先锋的思维方式，才有真正的先锋。虽然后来他们也知道不能只搞皮毛了，要搞“本土化”，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除了《受活》等少部分外，大多作品仍然是赝品。
在当今中国，即使问文学写作者，现在出版《百年孤独》买不买？回答恐怕不会乐观。现在的作家，已经更实际了。当年的作家还有虚荣，有时候还可以转化为文学的雄心，但现在的作家却不相信这些了。他们更本真，我认为，中国文学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回到了本真。没有人再挟洋自重，夸谈自己跟外国某作家的渊源关系。当然文学雄心也没有了。也许不是本真，是“油条”，中国文学没有长大，就老了。
我相信马尔克斯若是有知，应该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将来被大量削价贱卖。他应该不缺那百万美元，虽然那是他应该所得。他应该明白，当他再次来到中国，中国人已不关心他是谁了。即使出版机构拿天价版税作为由头，也很少有人关心。老实说，我就是因为昨天编辑约稿，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马尔克斯，你所以还被我等记住，你应该感谢那让你不满的年代。虽然东西被偷了，但是成就了你的巨大名声。我们也应该感谢他，给了中国文坛曾经的热闹。特别是当初那些追随者，现在基本都已登堂入室了，虽然作品可以商榷，但是已经占了文学史的宝位。虽然这文学史跟“盗版”有着扯不断的瓜葛，但毕竟半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