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学术精英，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也是该民族在该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之光，同时也“蕴藏着超越该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大师涌现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民族鼎盛的时代，或者是鼎盛到来的前夜。
时下，国内各大媒体重量级人物频频亮相，动辄就是“大家”、“大师”。其实这是一种误导。说实话，即便是出大家大师的时代，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大师做学问的目的仅在学术本身，他们知道，学中之道贵在打通，道存则通，道无则隔。所以，真正的大师所为不是猎取功名利禄，做的是讲学又讲道的学问，他们断不愿频频公诸大众媒体。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媒体的良苦用心。称呼大师，不失为一种礼貌，然而，过度恭维易误导大众，是害多而益少的。对于被称呼者来说，不失为一种“狂”气，有时候也是一种洒脱，一种超然。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是对“狂”的正面解释。古往今来，“狂”人也层出不穷，他们的成就也往往不是那些“狷”者能望其项背的。春秋、两晋、汉唐等时期在这方面出现过许多典型代表。也正因为如此，春秋诸子、魏晋思想、汉唐文化，凌驾百代，皆后无来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狂”所成就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则尤然。但如果狂妄过度则又是一种轻浮，一种浅俗，不利于学术，也不利于发展。
我们知道，“大家”和“大师”会影响时代甚至是影响人类的。他们的作品也是一个时代的里程碑，或标志着人类精神的重大转变，不仅有艺术上和艺术史上的价值，而且还要有审美上和审美的时代性的贡献。这样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往往是跨越式的、划时代的，具有标志性意义，如达·芬奇、毕加索、顾恺之、王维、石涛等。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往往能从深度和广度上切入历史，甚至切入人性的深层状态中去。而我们目前的某些艺术家，充其量也只是影响了当下中国，更不要说影响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怎么称得上“大师”？顶多算是“名流”。作为一个有责任的艺术家，眼下不是标榜自己是什么，也不是别人称呼什么，而应该静下来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能干些什么，并找准自己的艺术和社会坐标，针对性地潜下心来，好好用心“干活”，并思量着能做到什么程度。那些虚泛的东西留待别人去评判，由后人来定位。
之所以出现“大家”、“大师”乱称的现象，源于国人缺乏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真正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在西风东进的背景下。强势的西方国家加强文化的推销，让毫无准备的国人和缺乏远见的“专家”来不及思考，一时不知所措，找不到自我，也理不清是非。比如，中国画的这个笔墨系统，能不能让它越过现代走到世界的第一线去，成为世界受欢迎的当代艺术，并转化为对于中华文明的一种深度表达，从而影响世界，引领世界艺术的新潮，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关键缺少世界级大师来引领并实现。
呼唤大师出于某种美好愿望。然而，由于我们的教育过于局限在某个领域或学科，综合素质的不足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产生的“当代名家”，大多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门家而已，很少有学贯中西的通人之才。他们在一个很小的、很狭窄的领域空间进行着一些具体的、单一的“技巧运动”，有些甚至是东放一枪，西开一炮的“小游击队员”，根本没有打大仗的能力，更不用说统帅三军的大元帅了。所以，为数不少的“专家”和“学者”先天因子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不仅自身的领域难以突破，而且往往极易“钻牛角尖”似的走进死胡同，自己还沾沾自喜。他们即便有所建树，也仅仅是些小面积的“遭遇战”的东西，根本经不起“战争”的考验，一旦遇上“大战役”，首先灰飞烟灭的就是他们。
当务之急，我们要多加考虑为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作何担当，担当多少的问题，而不是虚妄地自称什么大师。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即便自命不凡，也不要指手画脚添乱。（徐文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