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开始,《非诚勿扰》因被指“低俗”而被整改，拉开反三俗的序幕。刚刚过去不久的7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8月初，相声演员郭德钢又陷入了三俗的窘境遭到全民声讨。似乎一切都随着舆论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最终成为一起公共事件，掀起的一次“新道德运动”，“将反三俗进行到底”，人们这样吆喝着。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51年，全国人们声声高唱着走进新时代，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如今是“反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看来要反什么都是与时俱进的，此举顺天时，合国情，如人意。
于是，学者们频频指责“文艺领的泛娱乐化”，官员们纷纷发难“叫停整改低俗节目”，人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公众人物，再从公众人物上追究媒体责任，认为是大众媒体导致了三俗文化的风靡。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我要为媒体叫冤了。
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专门的公关推广公司和某些无良媒体唯恐天下不乱，致力于推出“凤姐”之流以谋取经济利益。然而，三俗文化的出现，不是媒体炒作的，归根结底是全民素质的问题。
从小沈阳到郭德纲，从陈君冠希到兽兽裸照，我们的大众审美观正逐步趋于一同：欣赏那些“最大限度地刺激人的视听感官，对赤裸裸的欲望进行渲染的节目”。早有波兹曼提出“娱乐至死”，如日中天的某卫视不也将其发挥到极致了吗？一场又一场的“雷阵雨”，加上胡搞蛮缠的《嘻游记》，怎么烂怎么招人骂就怎么火。纵然对之嗤之以鼻，但是人家确实火了。是谁为他们的“俗”买单，是我们广大的受众。索福瑞的收视曲线上明明白白地显示，观众就是喜欢看这些“三俗”节目“三俗”电视台。没有收视率的节目就直接被砍掉了，媒体的意义在于传播交流，没有“传”的机会，节目做得再高深再有意义，没有人看，岂不是浪费卫星和光纤。中国的媒体处于宣传部和受众的夹缝中，《非诚勿扰》和《超级女声》就被夹死了。文化部长连发六问，直指文艺创作者。霸王CEO万玉华痛哭感叹，“在中国做企业，为什么就这么难！”其实，在中国做媒体也挺难.
2010年8月16日，儒家经济文化网同商界中国﹑人民日报“大地”湖北记者站、大洋网、大河网“大河评论”、中国县域新闻网、海峡网一起邀请中国国际文化产业网报记者樊桦做客中国精神媒体群、新闻事件系列访谈群。在同群里上千家媒体朋友的交流中，樊桦的话就很有道理，“只有当中国文化市场成熟，在一个充分竞争、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之下，低俗之风由公民社会自发调节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遏制，这种‘三俗’的现象就会逐渐减少，慢慢退出市场。”
不过五千年来的民族怎么就从孔子的“时”和“仁”沦落到“庸俗、低俗、媚俗”了呢？“中”、“和”、“义”、“理”，这些个字眼没几人记得，“庸俗、低俗、媚俗”却在一次次“反”的呼声中愈发深入人心。这个转变可能比李一道长的“成仙”之路还要走得曲折。
儒家文化的消逝和“三俗”的兴起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了。这不是媒体导致的，而是物质社会里根植于人性的民族劣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