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唐骏学历门事件成为媒体狩猎的焦点，出版其自传的两家出版社也卷入风波之中，或澄清或发表勘误声明。不久前，《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等名人传记也因失实嫌疑招惹官司上身。专家、出版业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传记作者创作不严谨、出版社急功近利、读者功利性的阅读倾向，是造成名人传记名不副实的三大原因。（《人民日报》8月4日）
在笔者看来，这三大原因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并不足以造成当前我国出版市场上传记等类图书的质量问题。
首先，名人传记难以回避的硬伤是，传主（或其他执笔者）倾向于美化自己。但无论如何，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出版市场上得以出版的名人传记，书中的总体情节是真实的，传主或其后人也不会允许离谱的造假（美化）。
其次，所谓市场经济的双面性，催生出版社急功近利一说，也不见得成立。反例如兰登书屋、麦格劳－希尔集团、培生集团等享誉全球的知名出版商，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
第三，指责读者阅读倾向功利化，打错了板子。书本阅读大众化以来，可以说“功利阅读”一直是常态。能够以此为由推导出读者就是名人传记失实“帮凶”的结论吗？读者需要的“快餐”阅读产品内容就不应当是真实的吗？
实际上，包括前述三大原因，之所以最终得以聚合起来，助推、纵容传记等类图书质量问题的生成，还来源于另两个关键点。
一方面，出版市场和批评界信用机制的匮乏。欧美出版市场上，无论是传主本人或其家人、后人，还是出版社，都不至于向读者提供主体情节出错、造假的传记。这样的自律意识，归根结底来源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信用机制，任何名人或知名出版社都难以承担因问题出版物所可能引发的处罚和赔偿。而更具体到图书这一领域，可以看到欧美出版市场的健康秩序，还因为有了相对独立和客观的批评作家，如果遇到唐骏自传那样的造假问题，他们根本不会装聋作哑。
建立这样的信用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我国已有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目前所缺乏的是严格落实。不惟唐骏等人的注水传记，还有早已被警方逮捕、沦为笑柄的刘太医（刘弘章）之流的“神医”大作，全国各地文化、新闻出版有没有按照这类规定，对其内容进行过审查，有没有启动强制召回等处罚措施？
另一方面，滞后的出版体制改革，造成许多正牌出版社得以吃“书号饭”——其书号既可以出售给难以挤入圈内、认真经营的民营书业文化公司，也可以轻率地卖给个体书商，后者恰恰是市面上许多企业家、企业传记“跟风”作品的操作者。这反过来说明，传记不实、图书质量不高，不是所谓市场经济双面性的产物，而恰恰是市场化改革进行得不够彻底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