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逝世后，媒体上刊发了许多怀念文章和报道。7月6日，中国青年报又以“吴冠中走了，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为题，报道吴冠中先生“生前事”。除了向国人和世界贡献精品画作外，吴冠中先生不怕得罪人，敢于直面现实诟病，坦陈己见的个性，也十分难得。
人们都还记得，作为一名画家，他说过“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的话；作为画界元老，他直言“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作为培养学子的园丁，他批评教学评估检查是“劳民伤财的活动”。直到晚年八十多岁，还在报章上不断发文，批评民间恶习和社会管理之弊，像个率真的年轻人那样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对他的观点，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他直言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我常常在想，敢于讲出真话，自然与一个人天生的性格有关，但更取决于人生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吴冠中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常人”，和他有过接触和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似乎都能够直接感觉和描述出他的“平常”之处。但他又经常能够从事态的“通常”之处发现某些“特别”，并且十分敏锐地将他的发现呈现给世人，向人们发出警示。不怕得罪人，不畏权势，似乎也不太讲究讲话的“分寸”。这一切，几近到达了“出世”的境界，实非普通之人可以企及，也会让我们为自己常有的胆小慎微、左顾右盼、私心杂念感到汗颜。
其实，无所求者最有所谋，社会给予的回报也必定是最为丰厚的。91岁高龄的吴冠中先生生前自毁了一大批画作，捐赠了自己大部分精品力作，给国家和社会留下一大笔宝贵财富。而他那些犀利的言辞与评语，最近又被人们重新发现或者温习，引发持续不断的阐发和思索。这或许正是苍天为这位“穿着家常的红色夹克衫、头枕自传《我负丹青》永远地和这个世界告别”的诚实老人的一种最佳安排。
吴冠中先生就这么静静地走了。他在留给人们惋惜和长长悲痛的同时，也带给许多人久久的无眠……或许，人们应该不断地提问：吴冠中先生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真的会少吗？人们或许还将追问：我们这个社会究竟还需不需要更多的吴冠中？真话对一个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也许更应该自问：我们需要培植怎样的社会土壤，才能使巴金、季羡林、任继愈、吴冠中等老一辈文化人勇说真话的精神永远不灭呢？
记得还在2008年的时候，年近九旬的吴冠中先生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紧迫。他将87幅画作捐赠给上海美术馆。他对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完成。”他说的两件事中一件是“讲真话”，还有一件是安置好自己毕生的画作。如今，吴冠中先生已经完成了这“两件事”。要说真话——这是吴冠中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