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九合一”选情反映出台湾选举的结构性变化

　　华广网10月8日刊载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星的文章，分析岛内“九合一”选情反映出的台湾选举的结构性变化。文章指出，岛内选举整体呈现较“冷”局面，选举激情的减退意味着选举动员中“去政治化”的倾向比较明显。趋势改变意味着影响选举的各种因素都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这可能是观察台湾选举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全文内容如下：

　　2014年11月29日，台湾将进行选举史上第一次地方公职全额改选，即“九合一”选举，将选举产生台北市等六个“院辖市长”与市议员、16个县市长与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与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以及“院辖市”的少数民族选区行政首长与民意代表，将产生11130名公职人员，堪称台湾地区选举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目前坊间对这次选举的评论甚多，大多认为蓝营气势明显不如绿营，当然也有对蓝营选情审慎乐观者，认为蓝绿政治版图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总体上来看，这次选举蓝营的选举虽然不会好看，但绿营要想借此对蓝营实施“毁灭性打击”也不大可能。事实上，从基本面来看，哪个阵营多胜选几个县市长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台湾的选举本来就是常态性的政治活动，不同层面选举中的政党轮替也渐成常态。故而笔者认为如果从选举结构的层面上对这次选举进行分析显然会更加有意义，本文仅从选举的基本结构方面略陈对此次选举的看法。

　　这次选举整体上呈现出选情比较“冷”的局面，台北市的选举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他选区的选举与往届相比也冷清不少。从政治学的一般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台湾的选举已经超越了激情动员的阶段，逐渐进入相对稳定阶段。选举的激情动员往往出现在政治系统发生剧烈变化的初期，情绪性动员和议题动员往往会收到出乎意料的结果，整个社会也呈现出相对狂热的特征。随着选举的常态化，民众对于选举的热情开始减退，尤其是在经历了政党轮替之后，政治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将部分选民的激情浇熄，全社会范围内的政治冷漠开始扩展，投票率不断降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投票率逐年下降就是这种基本规律在起作用的结果，可以预料的是未来投票率还会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的佐证是，正如目前看到的情况，国民党虽然状况连连、支持度低迷，但民进党的支持度也未见大幅上升。台湾政治冷漠的发展情况无疑会对台湾的选举产生较为长期的影响，以前所谓“投票率高对蓝营相对有利”等规律对选举的解释力会逐步降低。

　　选举激情的减退意味着选举动员中“去政治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台湾的选举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有“去政治化”的倾向，不过这种倾向在基层选举中表现更为明显而已。随着选举次数的增多，“去政治化”的倾向向比较高级别的选举延伸，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过程中政治议题的降温和经济议题的升温是比较明显的对比。从一般意义上说，民众更关心的是经济议题，政治议题长期保持热度的难度非常大。影响所及，台湾的选举不断出现“世俗化”甚至是“庸俗化”的趋势，选举更像是一场嘉年华大会，民众的参与对政治议题的认知关联性越来越小，年轻和有吸引力的面孔成为吸引选民的重要指标。两个主要政党的动员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民生议题的比重增加，政治议题虽然不会退出选举动员的舞台，却不得不改头换面，经过重新包装以后出现。

　　近年来随着选举的推进，台湾的基本动员结构也发生了若干变化。2000年前后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动员模式有显著的差别，相比较而言国民党更重视基层组织，尤其是利用地方派系作为选举中介进行政治动员，这与国民党在威权时期留下的庞大派系结构一直存在有关。民进党没有国民党那样庞大的资源建构起支持自己的派系结构，故而转向议题动员的模式，主要依靠理念性的议题争取民众的支持。不过民进党从来也不排斥与地方派系结盟展开选举动员的尝试，嘉义县陈明文从蓝营转投绿营并帮助绿营在嘉义县长期执政就是一个例子。随着民进党执政县市的增加，其对国民党传统地方派系的破坏也在加速进行，同时对地方派系的利用也不断扩张。台南和高雄在民进党执政后不断加强对地方的渗透，在地方上已经建构起来比较稳固的支持基础，最起码削弱了国民党的基层派系组织，这也是民进党能够在台南和高雄拥有较高稳定支持率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随着选举的推进，民进党在动员模式上“国民党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利益和资源分配成为交换政治支持的重要工具。

　　台湾选举的上述变化趋势意味着影响选举的各种因素都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这可能是观察台湾选举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如果拉长时间段进行考察的话，台湾2000年左右的选举与现在的选举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性差异更能反映出这种变化。随着台湾选举存在样态的变化，基本的选举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具体来说，除了上文提到的政党与地方派系的关系发生变化以外，政党向社会渗透更多的是利用传统政治文化及政治心态的特点、通过各种方式争夺支持者的方式进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所提到的“适应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据此制定的民进党发展策略，是对上述选举特征变化的直接反应。与此同时，在2012年败选以后蔡英文声称“认识到了基层”的重要性，也应该是基于对议题动员力相对下降且选举出现“去政治化”特征的情况下做出的自然选择。可以预期的是，未来谁能够掌握住基层，特别是在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层级的选举中取得主动权，并充分利用传统社会中的人际网络，以及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政治文化特征，不断巩固基层的支持，无疑会在未来的选举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关注本次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选举的变化要比关注县市长选举的结果具有更大的意义。（陈星，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