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简论民进党的路线转型

　　民进党的政治转型习惯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民进党的党务改造，包括权力结构、组织形态、政策方略的演变等；二是党的发展路线、特别是攸关两岸关系与台湾前途的“台独党纲”修改与调整等。现在两岸学界在谈及民进党转型问题时往往指向“台独”路线的转型，称其为“台独路线转型”更为确切。这一概念与“民进党路线转型”概念是有差别的，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检讨与调整涉及民进党的路线转型问题，但显然不是全部。民进党路线转型涉及的面更大、更广、更深刻、影响更远。有学者认为民进党自成立以来政策其实一直在不断调整，但能称得上转型者只有一次，即1999年前后出台“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式承认现行政治体制即“中华民国”体制，民进党由激进、冒险主义、企图推翻“中华民国”的政党变为务实的体制内政党。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台独”路线转型其实是整体路线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讨论“台独”路线转型时不能忽略对民进党整体路线转型的参照。同样，在讨论民进党两岸政策路线调整时，也必须在民进党的整体路线调整及两岸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语境下展开。

　　一、推动民进党路线调整的结构性压力

　　民进党路线转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其所处政治结构的改变，这种结构改变带来的压力一般比较持久。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路线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李登辉上台后改变了传统上国民党当局对民进党的政策与态度，政治系统加速向民进党开放，使民进党的政治生存空间扩大。这使得以前一直无法大规模进入政治系统的民进党忽然之间看到了希望，于是该党开始由“外造政党”向“内造政党”转化，从一个体制外政党转变成为体制内政党。这种转变影响到了“台独”路线的存在状态，在选举的驱动下，以体制内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温和台独”路线逐步取代了“激进台独”路线，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政治诉求。

　　自民进党成立以来，其政治诉求和行为方式一直带有不同程度的对抗性色彩，即强调通过强力对抗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笔者将这种行为方式称为“对立－冲突”型行为模式。在具体的政策诉求上，这种对立性表现为政党在选举时主要选择身份区隔意涵强烈的族群议题和统“独”议题，而不是用相对比较温和的民生议题进行政治动员。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民进党的政治动员基础在于社会的分歧与对抗性观念结构，而不是理性的政策选择。对此台湾学者吴乃德有明确的说明，其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及未来选举的政治动员时列出了台湾社会存在的三种主要分歧，即民主理念、“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他认为：“随着民主体制在台湾的逐渐巩固，民主理念的分歧将逐渐过去，不再成为政党诉求或其社会基础的主要分界。‘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个议题，因此乃并列为选举政治动员最重要的基础。”事实证明，虽然不同时期强度有所不同，民进党在几十年的政治动员中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对抗性模式。

　　民进党路线选择和政治诉求都以不同形式的对抗性结构为基本支撑。就岛内而言，在民进党成立前后，台湾社会的族群矛盾加剧以及威权统治下形成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的紧张产生了对抗性结构，民进党将自己装扮成社会代言人的形象，通过对抗性的手段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同时，民进党又通过话语建构不断强化对立性的政治结构，并充分利用这些对立性的结构冲突牟取政治资源。及至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成为体制内政党，这种对立性的政治动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打着“本土”旗号的族群动员成为主要的动员形式，并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后达到高潮。不过由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崩解以后，台湾社会的对立性政治结构逐步消解，所以民进党“对立－冲突”型的行为模式因在岛内难以找到长期的有力支撑而陷入困境。民进党执政后期，族群动员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台湾社会充分体认，使该党的族群议题动员强度不断减弱，及至政党轮替以后族群议题动员不得不逐步转入隐性化状态，公开利用族群议题进行动员的情况日益减少。

　　两岸的对抗性结构同样也为民进党所利用。两岸的对抗性结构在过去的60多年中有所变化，在1979年以前两岸关系主要表现为强对抗性，此后一直到2008年民进党下台，两岸关系进入对抗与合作兼有的格局，呈现出“政冷经热”的局面。民进党在2000年执政后将原先对付国民党的方法原封不动地搬来对付大陆，并在建构大陆负面形象方面不遗余力，其目标所指无非就是将大陆建构成“台湾的敌人”，并通过这种建构凝聚自己的支持群众。同时民进党也将经常利用的“本土”和“外来”的区隔进行改造，用来和大陆对抗，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本土”诉求的改造。“随着两岸关系渐趋白热化以及两岸关系的跌宕起伏，本土牌的内涵增加了煽动敌视大陆和利用两岸对立的内容”，为了激发和凝聚“台湾主体意识”并获取选举利益，“台独”分裂势力通过不断挑起事端来塑造大陆对台湾“蛮横打压”的负面形象。在民进党的宣传中，对大陆的“抹黑”是重要内容，其主要任务就是营造大陆的负面形象并建构其对抗统一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