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环保和经济开发的冲突在岛内闹得不可开交，很多企业首当其冲。中科停工让友达等大厂进退两难，六轻大火使台塑集团面临巨额的赔偿和回馈金索求，“台湾之耻”之说让郭台铭迟疑是否继续在台投资。这些企业家一夕间形象变色，于是讨论起台湾是否反商仇富的问题。
台湾《联合晚报》18日发表社论指出，企业家已成台湾的“全民公敌”了吗？答案“是”也“不是”。传统“士农工商”的顺序未把商人看得太高，“喻于利”的是小人，但那是古早的事情了。今天基本上有谁不汲汲于利吗？优秀的企业家不单因为有钱而受仰慕，“CEO治国”都是热门话题。韩国由现代集团总裁出身的李明博当上总统；台湾的张忠谋、施振荣、当年的王永庆，一言九鼎的影响力不下于“内阁”官员。说“反商”言重了。
不过，近年某些争议中，企业的确成了众矢之的，其中大部分和台当局的政策路线和执行分寸有关。政策如果偏向奖励产业促进投资，甚至偏离社会正义准则，结果一定顾此失彼。例如为了开发园区而征收农地，被指“圈地”；为鼓励资金回流而降低遗产税，社会观感是为富人减税。甚至执政者有时以行政力“暗助”厂商欲强度关山，例如中科三期推动之初，即有苏贞昌和蔡英文干预环评的传言；而今天吴敦义对环评“乌云即将拿掉”的“预言”，其心态不也如出一辙？政策考虑或涉及大层面的利益评估，厂商也认为理应受到稳定的游戏规则所保护；但“政府图利财团”的形象一旦形成，企业可能跟着变成过街老鼠。
社论认为，台当局未能维护行政中立和规则透明化，是台当局的错；而企业逐利之余，若未考虑到同比例的社会责任，就难免激发起不良印象。例如石化产业本身并非原罪，但污染和工安问题不应卸责；鸿海的经济贡献重大，但如果某些作为被指责“占尽便宜”，则显然有可改进之处。企业有权利要求当局的投资规则明确和执法公平，也有义务示范守法和善尽社会责任。优秀的企业家是台湾的重要资产，今日台湾承担不起反商仇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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