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一期发表安德鲁·巴切维奇的一篇文章称，在冷战期间，美国更喜欢节约使用(而不是挥霍)其军事力量，出发点不是战斗，而是保卫、威慑和遏制，冷和平显然比核激变更可取。当美国决策者偏离这一原则，试图在1950年统一朝鲜半岛以及在上世纪60年代向越南部署战斗部队的时候，其结果证明是极其不幸的。

　　节约使用并不意味着胆怯。为了赋予遏制政策可信性，美国曾在西欧和东北亚派驻大量军队。对于无力自卫的盟国，美国守卫部队提供安全保障，从而培养出一个有利于复苏和发展的环境。随着时间推移，曾被认为脆弱的地区实现了稳定和繁荣。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武力使用的官方思想发生了彻底改变。1991年在时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支持下起草的《防务规划指南》草案暗示了这种正在出现的情绪。仅仅避免战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该文件描绘了由美国“战胜共产主义”以及打赢伊拉克战争所“塑造”的世界秩序，指出了“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塑造未来安全环境”的机会。

　　塑造未来——这是一项值得肩负历史使命的超级大国去从事的事业。为此类期望增添一种貌似有理的外表，将是对美国军力的洋洋得意的礼赞。到上世纪90年代初，诸如“防御与威慑”之类的概念显得有些胆怯(如果不是完全懦弱的话)。那个时代的一份陆军战场手册曾认为美国军队有能力“在几乎任何条件下的世界任何地方的战场上及战场外取得快速、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粗鲁手段的武力，被当作一种万用的凿子来使用。

　　很少有一种听起来无害的命题产生过比这更为严重的危害。按照塑造未来的要求，军事行动主义成为当今的风尚。历届政府不是坚持某种原则性的战略，而是屈从于机会主义。参照一份美国被要求解决问题的事项清单，被青睐的解决方案往往涉及扬言或实际使用武力。

　　让这把凿子投入运转导致了一种不加选择的干预模式。在“9·11”之后，对美国军力效能的信心可能达到了顶峰。利用他披着意识形态伪装的“自由纲领”，乔治·W·布什接受了预防性战争理论，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所谓的“邪恶轴心”。美国军事政策变得极其错乱。

　　到今天仍然是如此，美军或多或少地在永久性从事持续的战争行为。在一个又一个战区中，战事爆发、退潮、流动并最终慢慢演变为某种模糊的结果，直至重新爆发或者被其他地方的新一轮战事所掩盖。战争并没有真的结束。与此同时，仿佛是在采用自动驾驶模式，五角大楼累积起新的义务，扩大其全球足迹，并没有察觉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美军可能不再被需要，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美军的存在可能是有害的。在冷战期间，和平看起来从来都是遥远的前景。即便如此，从杜鲁门到里根的历届总统都把和平称为是美国政策的终极目标。今天，“和平”一词几乎从政治讨论中消失了。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下一任美国总统将继承许多迫切的国家安全挑战，从俄罗斯的挑衅到影响大部分伊斯兰世界的混乱，美国人将指望华盛顿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目前还没有遇见到的问题中的每一个作出响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内，这种反应的有效性将引出决策者是否有能力辨别美军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作为恢复对于美国政策的远见和良好判断力的一个先决条件，下届政府应当颁布新的国家安全学说。在这么做的同时，它应该迅速采取行动，最好是在其上任的头100天之内，此时总统权力受到最低程度的限制，而且其主动采取行动的能力尚未被日复一日繁忙的危机处理而耗尽。

　　这一学说的主题应该是实用主义，同时对近期错误估计的清醒认识将提供未来政策的依据。在向前奔跑之前，先清查存货。毕竟，在阿富汗、伊拉克及其他地方，美国军队已经作出了相当大的牺牲。五角大楼已经花费了巨额的金钱。然而谈到承诺的结果——抑制混乱、促进民主、推进人权、压制恐怖主义，美国却极少有可以展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