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信心的预言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由于日寇抵死不降，没有抓到一名俘虏。时任第686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的欧阳文回忆：“我亲眼看着我们团的一个副营长背起一个鬼子伤员往后走，结果被鬼子把耳朵咬下来了。”

　　1937年暮秋，第129师官兵在晋东北驻地遇到一个被打散多日的日本兵。他蓬头垢面，正伏在池边喝水。大家反复警告：“缴枪不杀”，可他听不懂中国话，负隅顽抗，冷不防射倒我数人，不得已只得将其击毙。

　　面对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及“大和民族优越论”长期影响的顽固敌人，1937年10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平型关战斗和游击部队经验，日敌非拼死不肯缴枪，这虽由于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华军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也是使敌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敌军中的政治瓦解削弱敌人战力并推动友军学习，就成为当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然而，最初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对作战对手了解不够，宣传内容和方式的针对性不强。“举行兵变”“投入八路军来”“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等一系列远离实际的口号，反而引起日本兵的反感。一部分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对日军的残暴罪行深恶痛绝，对日俘有严重的对立和报复情绪。当时在第120师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的冯先民送日俘去延安学习途经兴县就遭遇尴尬：“兴县刚受日军扫荡之害，‘三光’政策使村子十室九空。村民见到日军俘虏，情绪激愤，有的冲上来就打。我和押送的一个警卫班竭力阻拦、劝解，弄得筋疲力尽。后来，我对众人说这是毛主席制定的宽俘政策，是贺（龙）司令员让我们送他们去延安上学，毕业后再上前方来和我们一起打日本的，群众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宣传上，“印刷一两句口号那样太短的传单，并不有效，但太长了，却难于阅读，一般以日文六七百字为理想标准。再者，一张传单里，不要写很多内容，强调一个内容的方法最好。文章体裁和字句，要和一般的新闻杂志一样，不要党八股和外国化的东西，不要满篇理论，以能感动人者最好，文章要写得像日本文。”宽待俘虏上，各部队把端正干部战士对俘虏的认识作为政治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对违反俘虏政策的事件进行严肃查处。同时，针对日军生怕自己的欺骗宣传被日俘揭穿、抗战初期对作战后失去联络一周以上的士兵归队后皆加以杀害的情况，八路军总部规定：今后俘虏之日军士兵，不论其表现如何，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超过3天。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并充满信心地预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 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对敌宣传攻势，很快成为瓦解敌军的利器。

　　1939年3月，舒同在《晋察冀军区部队最近政治工作概况》中统计，两个月内，4个分区共写标语21370条、散发传单79000份，“凡是接近敌人的房屋、树林、厕所、室内外, 差不多满布起来了，并相当带艺术化。”不少日军士兵捡到我军的宣传品后偷藏在身边经常翻看，有的把标语抄在日记中，有的把传单寄回国内家中。被俘和投诚日军中，一半以上带着印有“持此通行证，我军保障诸君生命安全，并以同志对待”内容的通行证。

　　利用夜暗条件，对日军碉堡或据点进行喊话、唱日本歌曲，被我军形象地称作“上夜课”。1943年深秋，反战盟员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敌人正想开枪，石田雄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了起来：“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日本士兵思乡厌战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们很难受。”

　　给前线官兵送慰问袋是日本的风俗。日军侵华初期，日本士兵平均每人每年收8至12只，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精致高档。随着战事的发展，到1941年，每人每年仅能收到3只，所装物品质量也大大降低。针对这种情况，我军每逢春节、樱花节、盂兰节等日本传统节日，都将装有烟、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问信的慰问袋分送至各日军据点外，借机开展政治宣传。1943年4月，八路军渤海军区敌工科的同志折了几支含苞待放的樱花和慰问品一起装进袋子里，夜间放到陇海路北侧东海县桃林镇敌军碉堡外，然后喊话离开。第二天一早，再安排亲我的伪镇长派人将慰问袋送进碉堡。日本兵谁也不敢动，怕有爆炸物，就让送去的人退到碉堡围墙外解开袋子，里面有烟、酒、樱花、慰问信，还有一首根据唐朝诗人杜牧名作《清明》改写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堡上官兵欲断魂。樱花美酒何人送？岭树村烟八路军。”后来，据伪镇长反映，日军小林队长看了信和诗后情绪低落，对前途感到茫然。

　　1941年，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还在延安广播电台开办了每周2次的日语广播，主要报道太平洋战况，以及在延安的日本人的生活情况和边区情况，驳斥日军的欺骗宣传等。八路军日籍女战士原清志成为最受日军欢迎的播音员。她1937年3月来到中国，11月参加八路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面对我军强大的宣传攻势，日军喟叹：“中国军与武力战并行的思想战，其巧妙令人佩服。”“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士兵的思想似乎起了动摇，实在难以指挥。”

　　从敌人到同志

　　由于我党我军深入贯彻宽待俘虏政策，通过采取尊重其民族和生活习惯、对有伤病的日俘及时进行治疗、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给予物质生活优待、安排部队领导人接见、召开日俘欢迎欢送大会等多种方式，解开日俘的心结，戳穿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使成百上千的日军官兵纷纷举起反战的旗帜，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行列。这些日俘还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掉转枪口对准日本法西斯。

　　1939年1月的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新年集会上，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名日俘宣布加入八路军，成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当年11月，杉本一夫又联合其他6名日俘建立了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杉本一夫被俘前叫前田光繁。刚被俘时，八路军战士给他讲“共产党不杀俘虏”的政策，他根本听不进去，声称“不杀就糟了，你们不杀，那就得自杀，这不是更残酷吗？”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予他生活上的优待，渐渐地，杉本一夫的思想开始动摇。当他在行军中亲眼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伤害时，他气得浑身发抖，就像是他自己干了坏事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

　　参加八路军那天，朱德总司令走上台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衷心欢迎这3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军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这也让山本惊喜不已：“我们深感朱德总司令等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对日本俘虏的转变和进步是多么关心呐！”“作为俘虏，我们深感十分幸运。不妨反过来想一想，日军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是否能特意去会见俘虏，与他们亲切交谈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秋山良照也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八路”。他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创始盟员，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秋山善于抓住日军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后来，每当夜间反战支部到敌人碉堡前喊话时，总有日本士兵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当时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军还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发布公告，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作为悬赏。

　　被誉为“日本白求恩”的反战盟员山田一郎，原是日军中尉医官，在被俘一年半时间里，始终在寻机逃跑。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年半的时间里心中一直隐蔽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然而，在一次高烧三天三夜、经我军精心照料才脱离危险后，他心头的冰雪终于融化了：“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上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山田一郎醒来后，刘伯承司令员专程赶去看望，这让山田彻底抛弃了逃跑的念头，全心全意加入了反战的行列。“我特别感动的是，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刘伯承司令员还在太行《新华日报》专门写文章赞扬山田一郎，说他“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极大激发了日俘们的革命热情和斗志。

　　战后，山田回到日本，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追忆往昔，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用阶级的友爱、难以置信的耐性和宽阔的胸怀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们，使得像我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白白送死。”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他原名宫川启吉，1941年夏被我军俘虏，曾担任“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宫川随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官庄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重兵包围，为了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尽，时年27岁。

　　“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支部长田中实原是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俘，经过我军的感化教育，成为“反战同盟”的骨干成员。1943年5月，田中实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金野博经常同我武工队一起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他在日照县付瞳一带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英勇不屈：“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一直到他被敌杀害，其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没有一户暴露受害，他接过头的敌伪军关系，没有一个人被供出受牵连。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36名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至今在中华大地传扬。

　　俘虏学校的奇迹

　　1944年10月21日，美国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飞抵延安，考察八路军的宣传原则和艺术，特别是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方式，以作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本俘虏的借鉴。

　　他们逗留了近两个月，发现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接触的学员个个欢声笑语，与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身戴镣铐、表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事后，埃默森总结了延安模式的5点成功经验，其中特别指出：“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在战争中为俘虏办学校，在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而中国共产党与他领导的革命军队就办了一所这样的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他们是怎样创造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的呢？

　　1940年3月，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当年10月，野坂参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以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校址选在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抗日军政大学为邻。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亲自出任校长。经过半年多筹备，学校于1941年5月5日正式开学。

　　原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后来回忆：“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总政副主任傅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会长冯文彬等领导同志出席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并致了贺辞，勉励学员们要努力学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的志士。”“学员人数变化不定，随来随学，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到抗战胜利前夕，随着敌军工作的开展，日军愿意缴枪投降以致主动投诚的人数不断增多，学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日本工农学校成立3年多，来校学习过的日俘学员总计约有三四百人。”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1个月的严格审查，了解学习意愿，考察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开设了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课程，并定期举办讨论会、读书会，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涉及“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此外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军暴行座谈会”等活动。

　　在生活上，学校也想方设法搞好优待保障：给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有时还供给些水果、白糖。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

　　思想上改造，生活上关心，让学员们脱胎换骨，得以新生。1941年冬，学员森建当选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随后，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7人，也相继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

　　曾在该校任教的梅田照文回忆：“在日本工农学校里接受的一两年教育，使学员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昨天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勇士兵’，一旦脱掉军装，就恢复了自己是日本劳动人民的本来面目，唤起阶级意识，加入了‘反战同盟’，进而又自愿脱胎换骨成为‘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士。没有任何人怀疑这条道路就是日本人民真正热爱祖国，寻求日本人民的繁荣与幸福之路。”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指出：“这里的日本战俘并不是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