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自5月8日起，用120多个版面连续推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并集中刊发了12篇“胜利启示录”，聚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一宏大主题，讴歌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穿越战争与和平，思考历史与未来。仰望英雄，追思他们的家国情怀；聆听故事，感悟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精神，这一切都引发了军内外读者的强烈认同与共鸣，凝聚了强国兴军的巨大能量。

　　我们将永远纪念这场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续写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篇章。时至金秋，特刊进入尾声，本期刊发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江永红的文章，和大家再一次共同思考并铭记：我们为什么要纪念70年前的这场伟大胜利？我们究竟要从这场伟大胜利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动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主席说：“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在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比抗日战争这面镜子更值得我们珍惜，更应该让我们经常照一照的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是400年的侵华梦碎，对中国来说是击碎了其400年的美梦

　　一般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成外敌从海上轰开“天朝”大门的起点，这没有错，但是第一个从海上侵略中国的不是英国，而是16世纪中叶的倭寇。

　　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首领和骨干的武装海盗集团。明嘉靖晚期，倭寇疯狂入侵我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江西、安徽等地，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此时，中国涌现出了一位民族英雄戚继光，杀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枭雄悉绝”。

　　倭寇是日本侵犯中国之肇始。比较倭寇和日寇，虽然相隔了400多年，但我们发现，二者崇尚武力、残忍野蛮、毫无道义的特性简直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比如，日寇的“三光”政策，早在400年前，倭寇就实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倭寇攻下福建兴化府（今莆田），杀戮我万余同胞。因多得无法用棺木埋葬，只好以坛代棺，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瓮葬数处，多者数千上万。这是后来日寇制造的众多“万人坑”之滥觞。倭寇将男人杀死，将妇女掳至海岛巢穴作为性奴，这与日寇强征慰安妇没有两样。再如倭寇投毒，日寇搞毒气战、细菌战。

　　日本觊觎中国之野心，从16世纪中叶的倭寇开始代代相传，未曾中断。1583年日本关白（摄政王）丰臣秀吉赤裸裸地叫嚣：“今也，欲征大明，盖非我所欲，天所授也。” 1591年，他在给朝鲜国王的答书中，宣称要“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日本）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这难道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初始版吗？征兵30余万，造船千艘，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在给其养子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规定了此战的目的：“宜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百县与皇室御用”。明朝因此被迫打了7年的抗日援朝战争，因丰臣秀吉死去而休战。

　　丰臣秀吉死了，却成为日本英雄而被歌颂。从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中日之间虽和平相处，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通过熊泽蕃山、山鹿素行等学者，把“丰臣伟业”逐步发展为日本整套的国家战略和学说体系，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密策》中宣称：“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与佐藤同时的吉田松阴主张：“现应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

　　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构建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明治在“天皇谕告”中公开宣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其“布国威”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国的台湾。1874年5月，日本入侵我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明治维新首次对华用兵就不战而胜，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被日本称为“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对日本侵台大加赞赏，著文说：“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谁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在《兵论》中说：“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他进而提出“脱亚入欧论”和“文明”三阶段论，把人类社会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主张“文明”国家对“野蛮”“半开化”的国家“可以不客气地占领其地盘，并以我之手重建”。

　　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是军国主义理论家吉田松阴的弟子，其确立的“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提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并派人潜入中国沿海侦察，制定了相当详细的侵华计划。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的对华“二十一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等，毫无疑问是山县有朋之“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的实践。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狂热鼓吹“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并于会后写成《田中奏折》密奏天皇。其中有：“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就是这个《纲要》和《奏折》，导演出了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

　　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阴，再到田中义一，直到东条英机，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400多年，日本相当多的思想、政治“精英”代代相传，走火入魔地研究侵略中国这件事。这是多么可怕！反过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让日本400年的侵华梦碎，这又多么值得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