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22日发表著名为杰夫·代尔撰写的题为《美国中情局能否从虐囚丑闻中全身而退？》的文章。文章说，作为基本训练的一部分，美国士兵会被送去参加一个模拟被敌人俘虏的课程，他们会在课程上学习如何忍受严刑拷问。200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开始在阿富汗追捕“基地”组织成员嫌犯时，把该课程的2名前教官请了过来做顾问。

　　 这2个人逆向运用如何忍受酷刑的知识，帮中情局设计出了一系列逼供方法，包括模拟活埋，让囚犯长时间保持痛苦姿势，以及如今臭名昭著的“水刑”（模拟溺水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6年里，在中情局的一个在全球各秘密监狱关押了逾100名嫌犯的项目中，这2名空军退休心理学家扮演了核心人物的角色，让该项目的许多嫌犯遭受了刑讯，也为中情局带来了二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危机。

　　 根据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中情局虐囚报告，詹姆斯 米切尔和布鲁斯 耶森参加了许多次审讯并提供新的审讯手段建议，他们还曾向中情局提供报告，称酷刑有作用。

　　 报告中还提到了关于这2名心理学家的另外2个不同寻常的事实。尽管责任重大，但2人都没有“担任审讯官的经验，不具备关于“基地”组织的专业知识，缺乏抗击恐怖主义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相关地区、文化或语言的专长”。尽管如此，中情局总共向2人创办的公司支付了8100万美元的服务酬劳。中情局将其历史上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外包给了2个资质可疑的人。

　　 美国参议院那份长达525页的报告详细曝光了“9·11”事件后中情局的虐囚计划，其中最触目惊心的地方在于，这2两名心理学家业余、唯利是图、恣意残暴，却在中情局审讯中扮演了过重的角色。

　　 此次的参议院报告中情局以内部文件为基础，对中情局发出了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猛烈的抨击。上世纪70年代初，参议员弗兰克 丘奇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了中情局一次次失败的领导人刺杀行动，比如刺杀前古巴总统菲德尔 卡斯特罗。丘奇当时称中情局为“离群的野象”。

　　 与上世纪70年代不同，中情局这次很可能将幸免于重创，因为它仍然得到国会中众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中情局官员仍然不太可能在美国受到起诉。然而，报告有更广泛的影响。它将加深全球各地的反美情绪，还可能让前中情局官员在国际上受到起诉。它强化了中情局作为一个只遵循自己规则的美国情报当局的形象。此外，报告包含了丰富的中情局内部文件，在叙写后“9·11”事件当时的历史、和美国政治精英是如何在“9·11”袭击后的创伤和恐慌中失去了道德准绳方面，它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部讲述中情局历史的著名著作的作者蒂姆 韦纳指出，在“9·11”事件以前，中情局的每个官员都有一本手册，强调中情局“不使用酷刑，以残酷、非人道和羞辱性的方式对待或惩罚嫌犯，或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长时间拘留嫌犯”。

　　 他说：“在‘9·11’事件后，他们是如此担心袭击会再来一次，以至于他们基本上把自己的规则指南抛到了一边，而这本指南的基础就是一条通过50年经验得出的结论——严刑逼供是不管用的。

　　 “如今我们不禁再次发问：我们美国人有没有能力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合法”之争

　　 这份准备了长达5年的报告，是由加州民主党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 范斯坦公布的。她对参议院说：“10年前中情局的行为，如今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范斯坦的任期截至今年底。

　　 范斯坦发布这份报告有3个具体目的：

　　 首先，她希望确定无疑地证明中情局确实进行了严刑逼供。即便10年来不断被揭露，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今年也承认“我们对一些人进行了刑讯”，但中情局高层官员仍坚称他们在审讯中没有使用虐待手段。司法部在布什主政时期准备的备忘录称，水刑等手段是合法的，这使得中情局能够宣称它只不过是在遵循指南。

　　 报告用具体事实驳斥了所谓合法的说辞。被83次施以水刑的著名基地组织嫌犯阿布 祖鲍伊达，在其中一次被施以水刑时，“完全没有反应，他张着嘴，气泡从满是水的嘴里冒出来”。医生施救后，他开始吐出“大量水”。祖鲍伊达眼下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古尔 拉赫曼在被关押在中情局所谓的“地牢”里时被冻死。２名足部骨折的囚犯“被施以墙刑、被迫保持痛苦姿势、并被拘禁于狭小空间里”。还有１名装有义肢的囚犯被迫“长时间”保持站姿。一个名叫马吉德 汗的囚犯，他午餐中的鹰嘴豆泥、意面、坚果和葡萄干“被搅拌成浓浆……给他灌肠”。还有一名囚犯被“直肠灌食”，使他患上了“慢性痔疮、肛裂，并有直肠脱垂症状”。

　　 其次，范斯坦将中情局描绘为一个近乎变节的机构，随意地实施刑讯，在有关自己所作所为的问题上持续误导白宫、国会和美国公众。

　　 报告对2006年至2009年间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迈克尔 海登提出了格外尖锐的批评。报告称，在2009年1月，海登有一次向当时刚刚当选总统的奥巴马的过渡团队成员作简报，举了一些例子证明审讯非常有效。报告称：“他提供的那些例子几乎完全不准确。”

　　 在讲话中，范斯坦提到了2007年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在那次听证会之前，有媒体报道中情局已销毁审讯过程的录像带。 “海登局长表示，中情局认为销毁录像带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国会当时还未要求查看录像带。”她说，“但当然了，委员会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录像带的存在。”

　　 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海登表示这份报告对他并不公平，因为大多数囚犯都是在他的两位前任任期内被关押的，当他接手时，程序已经变得严格得多。 “我是个傻叉，跑到（国会去），试图向他们详细解释这个项目。”他说，“我没有撒谎。”（范斯坦对现任中情局局长约翰 布伦南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抨击。他日前召开记者招待会为中情局辩护，而81岁的范斯坦则在推特上反驳他的话，并用了#请读报告#的话题标签。）

　　好警察与坏警察

　　 引发最大政治争议的是范斯坦的第三个目标，即证明严刑是无效的。她希望这份包含丰富中情局内部交流记录的报告能够证实一点：严刑是没有用的。

　　 报告列举了20个使用了虐待手段的审讯案例，包括追捕奥萨马 本 拉登行动。报告称，在每一个案例中，有价值的情报都是通过常规手段（而非虐待手段）得到的。报告还指出，逼供曾逼出过假情报，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所依据的情报中就有这类假情报。然而，前中情局领导人和布什政府的一些官员近日在电视和广播上激烈反驳这一说法。中情局本身的反应是，坚称从审讯中获得的情报在追捕本 拉登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这个项目对获取情报是有作用的，这些情报让我们俘获了更多高级别特工、并粉碎了一些原本会导致美国人被杀的阴谋。”中情局前副局长迈克尔 莫雷尔说，“我确信如此。” 布伦南在记者招待会上试图表达一个更模棱两可的观点，称“无法确定”他所谓的“高级审讯手段”是不是嫌犯后来提供有用情报的原因。

　　 2名心理学家之一米切尔在接受Vice News采访时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以保密协议为由拒绝对参议院的报告发表评论，只说这份报告是不正确的。然而，他表示，激进审讯手段的意义不在于马上获取情报，而在于让后来的常规审讯变得更容易。他说，目的是制造一个“足够坏的警察，让这个人愿意跟好警察合作”。

　　 在中情局奋起反击的同时，许多共和党要人也对范斯坦提出了尖锐批评，进一步搅浑了政治局势。虽然作为一个曾经受过刑虐之苦的人，约翰 麦凯恩已表态支持这份报告，但将于明年接替范斯坦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理查德 伯尔表示，“这里唯一的动机可能就是让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难堪”。简而言之，范斯坦的报告已成为华盛顿党派分歧的又一例证。但从长远来看，它也将持续提醒人们现代美国生活中曾存在这样一段黑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