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极端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将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搅得沸反盈天，中东大有重蹈欧洲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危险。ISIS兴起与2011年中东剧变直接相关。这场剧变本来被视为阿拉伯民族谋求复兴的新尝试，但在内外势力干涉下，最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要么是军人政治回潮，要么是极端势力兴起，“阿拉伯之春”完全成了冷笑话。

　　阿拉伯世界悲剧频发，原因有多方面，最根本原因是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使阿拉伯世界基本丧失了复兴自强的物质前提。地缘版图决定国家实力增长的极限。如果将权力比喻成肌肉，地缘版图就是骨骼，一个国家实力能强大到何种程度(即能长多少肌肉)，说到底要受骨骼(疆域)大小的限制。国家版图越辽阔，民族复兴的基础就越扎实;反之，地缘版图越是碎片化，民族复兴希望便越渺茫。

　　阿拉伯世界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以来，阿拉伯世界先后经历了帝国体系、殖民体系、民族国家体系三个发展阶段。帝国体系时期(早期的阿拉伯帝国及后期的奥斯曼帝国)，阿拉伯民族地缘版图最大，也是业绩最辉煌的时期。

　　一战期间，西方鼓动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造反，并承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一战结束后，英法背信弃义，将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国进行“委任统治”，由此开启了中东地缘碎片化的历程。即便是二战后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以各自国家为单位，无奈继承了这一地缘政治苦果。

　　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正是中东地缘版图的对称性破碎，使阿拉伯世界既无法避免内部相互争斗，也无力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扩张，更无法抵御外部大国的强权欺凌。最终日趋走下坡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沦为任人宰割的地缘政治棋子和牺牲品。

　　因此，阿拉伯民族要想实现复兴，根本办法就是将已经破碎的地缘版图重新“缝合”起来，实现阿拉伯世界大联合。近百年来，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大思潮和政治运动：一种是基于“阿拉伯民族”而产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基于“伊斯兰信仰”的泛伊斯兰主义。但由于各国间相互掣肘，更主要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等外部势力也刻意阻挠。二战以来，凡是主张阿拉伯联合的领导人，如纳赛尔、卡扎菲、萨达姆、阿萨德、阿拉法特等等，都被美以视为死敌和重点打击对象;相反，那些主张安于现状的地区领导人，如萨达特等，则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力挺。尤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威信大减，阿拉伯团结统一梦功亏一篑。

　　换句话说，在帝国主义对中东影响越来越大的国际环境中，阿拉伯世界实现版图统一，已经变成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这好比是远古时代的类人猿可以进化成人类，但现代类人猿却不可能进化成人类了。当前ISIS主张重建“哈里发帝国”的主张看似疯狂，实则也是想从根子上医治“阿拉伯衰败综合征”，因而其主张不乏“真理的颗粒”。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加上现在外边环境还不如冷战时期，因此ISIS或许有能力破坏旧秩序，却绝对无能力建立新秩序，ISIS的存在只会使阿拉伯世界更加动荡和混乱，而不可能带来其走向复兴。

　　阿拉伯世界正陷入这样一个怪圈：“不折腾，难受;折腾，更难受”。明明知道问题症结在哪儿，却无法医治痊愈，这才是阿拉伯悲剧中最悲情的地方。

　　这一悲剧对中国极具启示意义。一百多年前，中国与中东一个是“西亚病夫”，一个是“东亚病夫”;但一百年之后，中国正加速崛起，中东则动荡衰落。导致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双方在构建未来政治体系的初期，对国家统一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同，选择不同。

　　当时阿拉伯世界领导人侯赛因，先是寄希望于借英国支持谋独立，后又屈从于英法“委任统治”安排，设计出一套“分家另过”的战略构想：一个儿子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担任巴勒斯坦国王，他本人担任汉志国王。这种政治构想，神似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瓜分查理曼帝国的愚蠢做法，其结果就是使阿拉伯世界由此变成“粉碎性骨折”，埋下羸弱、内部动荡和外部干涉祸端。

　　相比之下，中国近代也屡屡面临被瓜分危险，国共内战时期，美苏又不约而同地支持“划江而治”。历史关键时刻，毛泽东等一代开国伟人体现出远见卓识和钢铁般意志，最终武力行动捍卫了中国统一，由此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钢筋铁骨，使当代中国出现迥异于中东的欣欣向荣局面。抚今追昔，我们有理由钦佩和缅怀开国伟人，并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