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古往今来，情报工作对于战争胜败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在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弥漫的背后，无形战线上的较量如火如荼。日本政府透过经营多年的对华情报工作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洞察着中国的一切。相较之下，清王朝的情报工作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知彼知己均显不足。有人妄加揣度，认为清王朝不重视对外情报工作的作用，故而在层层迷雾中对局势做出重大误判。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与其说清王朝轻视对外情报工作，不如说清王朝忽视对外情报工作的建设，知与行严重脱节。

　　就世界范围而言，十九世纪是情报体系日渐完善的时代，但清政府情报机构及其体系建设却异常滞后。不少官员闭目塞听，很少关注日本军情动态，对日本的威胁自然缺乏正确认识。总理衙门虽有收集外国情报的功能，但在其内部并未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事务由“俄国股”负责，但该部门收集情报的功能甚微。此外，一些大臣和督府大员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也能收集到某些情报，但麾下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情报机构。

　　在向日本派出驻外公使之前，清政府收集日本情报的途径多源自外国新闻纸上零散的消息。1871年，一些有识之士在《中日修好条约》签订前后建议派遣常驻使团赴日收集情报，以预先探知日方动向。然而，由于经费问题、人才缺乏等诸多原因，清王朝1877年才正式派出驻日使团。不容否认，数任驻日外交使节在收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有一定作为。他们通过翻译报纸书籍以及个别间谍收集到一些有关日本战略决策、对华态度、日方抵华人员情况、日本对朝动向等方面的情报。尤其是驻日公使徐承祖通过曾任日本外国总奉行格的朝比奈昌广获得一些日本对外决策情报，其中包括日本决策层“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的战略选择以及扩充军备伺机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战略目标。毋庸置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对日本的威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李鸿章等人往往拘泥于情报中日本决策层藐视中国的言论，而忽视日本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终究未能形成强烈的危机感和必要的防范意识。同时，尽管部分驻日使团成员通过某些渠道获悉日方野心，但所获情报却较少反映日本针对朝鲜和中国的具体战略举措。

　　事实上，从人员配备情况来看，驻日使团也很难有效地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众所周知，平时向战时的转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疑存在诸多迹象和征兆，但要透过层层迷雾准确把握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情报人员熟悉日本国情，还需要保持较强的敌情观念。初期，驻日公使尚可根据需要选择得力人员，但后来一些人将出使视为升官的捷径，朝中权贵推荐的人员逐渐增多。多数成员庸庸碌碌，对日本国情缺乏真实了解，平时对日本缺乏警惕，战时又难以收集到准确情报。此外，驻日使团人员中缺少熟悉西方军事技术的武官，这也是清政府对日情报工作滞后的重要原因。按照国际惯例，武官可受邀近距离观摩军事演习。而当时，清政府武员只作为随从，不负责收集情报，而使臣往往不懂军事，难以收集军事情报。

　　1894年，朝鲜发生农民起义。在斗争第一线的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对朝鲜局势发展却一头雾水，盲目相信日方“我政府必无他意”之保证，认为“日人方亟自谋，断不至败坏和局”，弱化日本可能出兵挑起战争的危险性。而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对日方真实意图懵然无知，以偏概全，强调日本议院与内阁冲突、无暇外顾。李鸿章偏信汪凤藻一面之词，未能及时调查核实日方动向，误判日本对清朝作战之决心。当然，这与情报来源相对单一、几乎没有交叉验证之可能无不关系。此外，清政府决策层原本就根深蒂固地认为，日本没有与清王朝开战之决心，故而盲目乐观地寄希望于列强斡旋来化解危机，对英美等国调停心存侥幸。在这种逻辑思维的影响下，决策层难免排斥日方磨刀霍霍的情报。正如路易斯?巴斯德所指出的那样：“最大的思想紊乱是相信人们想要相信的事情。”尽管种种迹象显示入侵已迫在眉睫，但李鸿章等人求和心切，难以接受或适应变化，甚至认为“蕞尔小国”入侵“泱泱大国”非理智之举。这种根据已方想法选择相应情报，以偏听偏信或主观臆测来做出决策，势必错失最佳备战时机。

　　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893年，清王朝为炫耀军事实力、打压日方，竟然允许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人以参观名义刺探、验证军事情报。实际上，多年来，日本军方情报机构和“乐善堂”等民间秘密组织相互勾连，在华活动猖獗，而清王朝却无有效应对之策。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等人担心引起外交争端，态度暧昧。加上清政府吏治腐败、贿赂成风，日本间谍活动仍肆无忌惮。此外，1894年6月，日本陆奥外相故意给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一份用中文书写的文书，以“钓鱼”手法成功破解清朝驻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而清王朝毫无警惕性，自信满满，一直没有更换密码，致使日方全盘掌握清政府的战略意图。这无疑成为清王朝情报工作的最大败笔。

　　当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王朝对日情报工作也并非一无是处。面对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剑指朝鲜的凌厉攻势，清王朝开始注意收集有关日本国情、军事地理、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为推动海防建设提供了部分依据。但由于情报制度松散、情报观念落后、资金投入不足、情报反应迟缓，清王朝对日情报工作整体而言可谓千疮百孔，对日情报工作始终未能上升为国家战略，无法从根本上抵御或反制日本的情报攻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层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可能性的判断以及对日防御方针的制定。而这种落差也似乎注定了战争的结局及其后中日两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