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北洋海军射击训练

　　1840年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冲破了东亚藩篱，相对一体封闭的东亚自此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侵占。在西方的重压之下，东亚内部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强”反应，但这两个国家却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革道路。日本等于是“开门揖盗”，在“脱亚入欧”等理论的先导下，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完成“自上而下”的彻底变革，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大量吸收西方文明，快速完成近代化并加入到列强“俱乐部”。与日本的彻底变革相对应，中国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思想先导，也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在变革的道路上却是举步维艰，总体上仍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这就是东亚地区两个国家的两种变革。

　　甲午战争不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首次较量，从倭寇活动到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中日为争夺东亚主导权在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冲突，日本始终不能在根本上撼动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但甲午战争，包括此前入侵琉球、台湾等，结果却完全逆转，为何？归根到底是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强权过程中完全不同的反应方式使然，甲午战争的战场不过是这两种反应方式针锋相对的检验场。检验场上的较量结果，刀锋剑影之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偶然，但检验场下的准备过程，却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行与不行的历史必然。对这种必然，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早已洞若观火。

　　1884年，日本干涉朝鲜的甲申政变失败，使日本认识到，只有打败朝鲜背后的中国才能据有朝鲜。于是，在1886年日本伊藤内阁出现了对清“速战”和“缓战”两种意见。当时担任农商相的黑田清隆主张立即与中国开战，他说：“中国自法战以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我国势必不敌。”而首相伊藤博文坚决反对“速战”，主张“缓战”，他说：“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出入，国库尚短一千丁元左右。若避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与之和好。我国速篰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戴逸等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伊藤博文这里不仅评论了一个浑浑噩噩、反应迟缓的对手，更是表达了一个隐忍斗狠、蓄势待发的日本。对于日本来说，此时战端未开，对战争的胜负却胸有成竹。“蕞尔小邦”对“天朝上国”何来如此自信？两个国家两种变革的截然不同使然。

　　著名史学家黄连枝先生曾评价过日本，他说：“日本始终有兴趣独当一面，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宏观体系，用以规范国际活动。从倭寇的活动、丰臣秀吉的战争、朱印船贸易及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说明了这个千古不易之意图。但它的一连串失败又反映出，日本人不可能建立起‘大和和平’。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地理以及它缺少建立霸权所需要的自然和人口资源，还有在文化上，它没有表现出‘独创一格，自成一体’的能力与潜质。历史上它虽对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有很广泛深刻的吸纳，却未见有新的开创和发展，而明治维新以来，亦未能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巢臼。”虽然如此，我也要看到日本明于学习强者的彻底、善于吸收先进的全面、勇于开创变革的果决。这是日本自身的特质，也是真实的日本。

　　较之日本，中国不仅有更为宏大的体量，也有更为宏大的胸襟，但中国在变革道路却走得异常艰难。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费正清曾有过分析，他说：“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毫无生气… …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磅礴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非不动的惰性。两千年来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惯性，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重型卡车较之小轿车必然难以转向，这是惯性使然，中国亦然。这是中国自身的特质，也是真实的中国。

　　分析战略较量的胜负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较量场上瞬间的偶然。对比中日两国之长短，一百二十年前中国的甲午之败，可以说中国既败于日本之长，又败于自己之短。从中国自身来说，中国外败于日本，内则败于自身的变革。扬己之长、克己之短是战略较量的永恒真谛，是任何一方抢占先机的必然遵循。如何在新的一轮战略竞争中我们把握先机，主动权实际仍在我们自己手中，关键在我们如何推进自身的变革。变革的进展如何，认识最真切的一是自己，二是对手。一旦你自己认识不到，对手会帮你认识到，但那时的代价必然是惨痛的。（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讲师）